波其武是在理論問題方面完成偉大思想體系的思想家。他希望用翻譯古典著作的方式，溝通希伯來的信仰和希臘、羅馬的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波其武的全名是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出生於羅馬的貴族家庭。年青時喜歡政治，享有高官厚祿。公元五一０年就總督之位，五二三年升為首相。因為參與政治，所以在政治的風險中，一年後被冤入獄，枉死於帕維亞（Pavia）城牢獄中。波其武的一生致力於介紹希臘哲學，曾經有計劃翻譯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作品，從希臘的原文譯為拉丁文。波其武不但是想把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譯為拉丁文，同時他最大的成就，直至今日我們都必須推崇的是，他設法使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熔為一爐。認為這兩位思想家的學說並不互相衝突，而且相輔相成。

波其武是羅馬最後的一位思想家，可是同時也可以說是中世哲學之父。因為他開始真正地用哲學的方式，用具體的行動，使得中世有一學術的命脈。在希伯來的信仰和羅馬的傳統中，仍然發揮希臘哲學的功能。可惜的是他參與政治，而英年早逝。他計劃中的譯本只有些許部份譯成。

波其武的著作中，最主要的是「論哲學之慰藉」（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五巨冊，內容論及世界、上帝、幸福、命運、自由意志、惡、正義等。此書完成於公元五二四年。

其他著作：五０七年之前有，

「算術導論」二冊（Institutio arithmetica）

「音樂導論」四冊（Institutio musica）

五０七年之後有：

「幾何學導論」五冊（Institutio geometrica）

「天文學導論」（Institutio astronomica）

（二）哲學思想

波其武在哲學上的貢獻，是因為他上承希臘，下導中世。因為所有中世哲學中的重要名詞，都是波其武從希臘哲學中翻譯出來的。因為所有的名詞都由波其武譯為拉丁文，所以後世的思想家無人可以脫離波其武的影響，因為他翻譯這些名詞，同時又給這些名詞解說和定義。

至於波其武做學問的方法，一直影響西洋，直至今日亦然。波其武是把四科和三目聯結起來，成為七門的功課，成為中世以後成立大學的所有課程的藍本。

四科（Quadrivium）是

「算術」（Arithmetica）

「音樂」（Musica）

「幾何」（Geometrica）

「天文」（Astronomica）

三目（Trivium）是：

「文法」（Grammatcia）

「修辭」（Rhetorica）

「辯證」（Dialectica）

這所有的學問，波其武認為都是哲學，真正狹義的哲學就是「辯證」。波其武把這四目和三科加起來，成為七門功課，拉丁文就是Septem Artes Liberales。這七門功課演變成今天的七藝，因為現在大學中所用的「文學院」就是用Liberal of Arts這個名詞。這個名詞表示大學中所用的學問，尤其是理論做基礎的學問，都屬於這七門功課。

波其武應用這個方法和他學術的動向以後，動向是「上承希臘，下導中世」，他的方法是要每一個學者學這七門功課，等於中國古代學者必學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相同。內容和形式分開來學習。

因為波其武是中世哲學之父，所以他的問題在聯結希臘思想和希伯來信仰的時候，還是要討論最終的存在問題，即「至上神」的問題。波其武致力於希臘哲學中最高的上帝，是中世信仰的上帝，也就是希伯來民族「至上神」的信仰。所以他的神和奧古斯丁相同，是有位格的。而且統一了柏拉圖的「善」（Agathon），統一了亞里士多德的「運動」（Kinesis），以及希伯來聖經中的「雅威」（Jahweh），用拉丁文Deus表示之。Deus是神學和哲學共有的名詞，它不但只是我們理性可以抵達的一個上帝，和希臘哲學所提出的一樣；而且也是希伯來民族所信仰的「雅威」，是我們崇拜的對象。

因為波其武的哲學思想的動向，是要聯結希臘哲學和希伯來的信仰，因此也就在方法上，先聯結信仰和理性。聯結信仰和理性，是設法把希臘哲學中最終的原理原則和最後的原因，和希伯來信仰中的最後的信仰對象能夠聯結起來。把理性所追求的最終的實在，和信仰的最終神明能夠成為一個。所以在這種工作上，波其武設法抽出希臘思想和希伯來信仰的共通部份，對於不太相同的差別相則存而不論。因此比如提到上帝，在希伯來信仰中最主要的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依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波其武不提這些屬於祖先、屬於一個民族的上帝，而只提上帝是「雅威」，是存在的本身。

在波其武的哲學中，還有一個純粹的哲學問題也被提出來討論。這個問題是提出人的思想和存在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他要分清感官世界和觀念世界的存在的不同。波其武首先提出感官世界的存在是具體的、是個別的；觀念界的存在則是共相的、普遍的。那麼現在的問題是，共相和存在之間的問題是甚麼？比如我們腦海裡面的「桌子」這個概念，和外面的這張桌子究竟有甚麼關係呢？波其武用好幾方面的思想方式來考察。

在一方面，首先在我們的腦海裡面根本就沒有所謂的「桌子」這個概念，「桌子」的概念是我們後天得來的，是我們聽來或學習得來的概念。我們學到這「桌子」的概念之時，當然同時我們以感官接觸到桌子，別人告訴我們「這就是桌子」的時候，我們才有「桌子」的觀念。現在從這個方式去考察的話，很顯然的是外在的桌子先存在，我們腦裡面的「桌子」觀念後來才存在。因此在時間的先後秩序上，感官世界先存在，觀念界後來才存在。雖然如此，我們還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去考察。

我們腦裡面有了「桌子」的概念，有一天這張桌子可能舊了或某種原因而消滅了，可是我們腦裡面的「桌子」概念仍舊是存在的。這也是說，我們裡面的這張「桌子」的觀念，並不仰賴這張外在桌子的存在。觀念雖然需要桌子的存在而開始存在，但是延續的存在並不依賴這張桌子，桌子可以毀滅，我們的觀念還是新的。如此一來，就可以分辨出確實有兩種不同的世界，一個是觀念界，一個是感官界。

有了這種分辨以後，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是否因此就可以知道「共相」究竟是甚麼？我們的「桌子」觀念是甚麼呢？是我們主觀加客觀世界的這張桌子上的名詞呢？還是比這個名詞多一點呢？同樣地我們又可以利用一條思想的方向去探討。

對我而言，是先有桌子，後有共相，可是用另一個角度去觀察，我們要問為甚麼會有這麼一張桌子？不得不設想到木匠或這張桌子的主人，他們是先在腦裡面有「桌子」的觀念，他需要一張桌子，所以他才叫木匠去做，而木匠先有這張桌子的形像，然後才做這麼一張桌子，所以以整體的眼光看來，畢竟還是共相先存在，事物後存在。這種共相或事物，那一種先存在的問題，造成了中世知識論上的一個很大的風波和爭辯，成為「共相之爭」。

「共相之爭」在士林哲學中，出現了很多的思想家參與討論，最後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最後大家都承認有兩種不同的世界存在，那就是觀念界和感官界不同層次的存在，世界上有桌子的存在，我們腦裡面也有「桌子」的存在，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最後仍然牽扯不清。因為對先知先覺的人，如木匠而言，他腦裡面先有「桌子」的觀念，依照它去做桌子，對後知後覺的我們而言，是我們先看到桌子，然後才有「桌子」的觀念。這種共相之爭，是從中世哲學之父波其武首先發現而提出的，然後成為哲學上十分熱門的一個問題。

除了純理論的哲學問題以外，還有一個實際的問題，也就是奧古斯丁曾經提過的「自由與命定」的問題，因為奧古斯丁發現了而且最先體驗到人的自由意志，可是另一方面又得承認上帝的全知和全善，並沒有把這兩個問題的鴻溝去除，即奧古斯丁所提出的解答，也只能夠滿足理性的追求，無法滿足感性方面的感受。換言之，奧古斯丁討論了「自由意志」問題，在「自由意志」的問題之外，又發現了神的全知問題。神的全知包含了預知，預知又有預定的能力，即神的預知等於命定，那麼自由豈不等於命定？人的自由和神的命定豈不互相衝突？究竟身為一個基督徒，或中世的思想家，應該犧牲那一方面，應該成全那一方面呢？有沒有辦法兩全其美呢？

波其武提出時間和永恆的問題，和奧古斯丁解決的方式一樣地開始，認為人有現在，過去和未來，人受了時空的束縛，生活在時間中，在時間中思想，連存在也是時間的。可是神是永恆的，沒有時間，祂的一切都是永恆的現在。我們所謂的時間，在上帝而言是現在，我們以為的將來，在上帝面前也是現在，人的好壞和未來的禍福，在人看來是未來的，並無定論，人自己不可預知；可是上帝已經知道了，因為在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現在。可是並不叫做「命定」，因為「命定」是相反了人的自由，人不能夠知道自己的未來，那正表示人是自由的。

如果動物或昆蟲會寫歷史的話，前五十萬年的歷史和現在的歷史相同，現在的歷史和五十萬年以後也是相同；人類並不相同，他前面的、現在的和未來的有很大的分野，人會發展、進步，他有自由、理性，他會發明。上帝本來就知道我們所以為將來的事情，因此神的預知並非預定我們需要甚麼，而是在我們做了以後他知道。那麼站在神的立場而言，他不是將來知道，他是現在知道，我們做了甚麼事情他知道，在我將來，我們做了以後他才知道。所以這種答案，可以說至少在奧古斯丁的困難中，波其武走出來了。他把「自由」和「命定」的問題是並存的，認為神的命定和人的自由是可以調和的，調和的關鍵是在時間和永恆的關係之中。

波其武對西洋哲學的貢獻，是他開創了中世哲學的方法，他以分門別類的方式，指出從事哲學的工作應該唸那些功課，應該如何去唸。然後在哲學的問題上，如何應用辯證的方式去辯論，如何去發現某個問題，然後在這個問題上，尋找解答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在這裡看得最清楚的是他討論「自由與命定」、「共相」的問題。

（撮自鄔昆如《中世哲學趣談》P. 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