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其龍，廣東梅縣人，哲學博士，曾攻讀哲學、神學、新聞及歷史，現任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主任。研究興趣包括香港本地史，中國基督宗教史，十九世紀後東亞的文化轉型。曾著述有關檔案研究、香港天主教的歷史及十九世紀中國的慈善工作等。
香港客家村落中的天主教
夏其龍
香港地區的客家村落
香港地區現時包括香港本島、九龍半島及深圳河以南的新界。移居這地區的客家人可上溯至14世紀末葉。例如上水的廖族始祖在元代已遷來新界。當時科舉沒有客籍名額，據口述歷史得知，廖族為使族人能考取功名，決意放棄客家方言及生活習慣，努力學本地話讓族人儘量「本地化」。[1] 直至清嘉慶7年
(1802年) 朝廷增設了客籍名額後，客家人才可以本來身份應科舉入仕。客家人再次大量移入這地區是在17世紀清初「遷界」政策後。當時朝廷勒令沿海遷界，數年後又先後復界。[2] 在這過程中，部份本地原居民沒有遷回。客家人取得清政府鼓勵，因此攜家人財物舉家南遷謀生。[3] 例如大埔碗窰的馬氏家族。[4]
英國人於1898年接管新界前的調查顯示，拓展界內約有423條鄉村，其中有255條客家村落。[5] 接管後在1991年的人口調查顯示，新界客家人約有5萬，佔當時全區人口的一半。[6] 香港的客家移民刻苦耐勞，多從事採石、燒灰、製磚、瓷窰等當時的新工業。另外一些客家工匠專門於秋收後巡迴各村落中辛勤地替人織麻布、織席、磨刀、作木工等。[7] 還有一些沒有一技之長的客家農民便要到偏遠的山區開墾瘦瘠的土地。他們可算是地位上和地理上都處於社會邊沿的族群。[8] 初期香港傳教士在新界接觸的大部份是他們。
至於最後一次客家移民大量來港是在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有學者認為這時候傳統客家村落的世系群開始有地域解組的現象。[9] 客家村大量人口外流，或至外洋，或至市區謀生。同時也有外姓人遷入，使客家村落逐漸失去它原先的特色和內聚力。[10]
本文的報告範圍包括1860年代起大概一百年間，今日香港地區的大埔、西貢、元朗等客家村落或客家人聚居地的天主教。這些地方包括碗窰、汀角、西貢、鹽田仔、大浪、赤徑、深涌、長莆和金錢圍等地。[11] 起初，這些村落仍在清朝統治範圍內。香港的西方傳教士非常嚮往能到大清帝國統治下的地方，向真正的中國人傳教。他們有些人甚至穿上唐裝，打扮成中國人一樣。[12] 1898後，這些村落歸入英國所管治的新界內，剛避過了1900年前後中國反洋反教的義和團運動。這地區的傳教工作沒有受到干擾。
直到1950年代由於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天主教的傳教重點便轉到新移民集中的地方。這時香港本島以說廣州話的居民為主，與政府有關的學校也以廣州話為教學語言。當時的廣播及電視節目也以廣州話為主。這些因素使說客家話的村落逐漸學曉說廣州話。[13] 有些客家村落在幾代的演變後竟成為以本地話作溝通的村落。[14] 在這同時，新界青年被市區工業經濟發展及城市生活所吸引，大都放下犂耙，走進城市及工廠求職或移民外國謀生。逐漸地使新界的小村落成為十室九空的廢村。[15] 結果天主教在客家村落的傳教工作也就停頓下來了。
客家人接受信仰
客家人向來有強烈的族群思想及鞏固的傳統觀念。在宗教習俗上也表現出虔信忠誠的態度。客家族群中的祭祖拜山，設立神龕供奉靈主是世俗制度和普化宗教相混和的傳統，有它存在的社會作用，不容易動搖。[16] 可是，在信奉天主教前，他們郤要首先焚毀「迷信物」，放棄供奉神龕等。這是19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對進教人士的第一個要求。[17] 所以當時向客家人傳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天主教傳入廣東客家地區，起源於一些在南洋接受了天主教的客家人。他們將信仰帶回自己的家鄉。其中一位的名字是吳東。他在泰國及馬來西亞檳城謀生時，於1844年領洗入天主教。他後來回到嘉應（梅縣）的家鄉[18]，帶領了他的鄉親接受天主教信仰。當時離嘉應約5里在梅江河邊的丙村[19]可能已經有一群信徒。後來吳東身邊願意信教的人越來越多，他便在1850年邀請一位傳教士來給他們付洗。當時應邀往粵東的是曾在香港傳教3年多的李神父。[20] 在福建客家地區也有由教徒自動發起的傳教活動。[21] 從南洋回流的客家人在家鄉傳教，在有需要時便藉着傳教士的關係介紹別人移民海外。
傳教士把開辦學校作為傳教的第一步，正配合客家人的需要。[22] 客家的傳統重視科舉，客家婦女負起農耕的任務，就是讓客家男子專心讀書求取功名。當科舉制度在清朝末年(1905年)被取消後，促使子弟讀書便是為了獲得參與商業世界，在城市求職的本錢。客家人本來向外流動的能力很高，加上天主教會的普世性質，很容易藉着傳教士的轉介，移居外國。客家教友村並不倚重地域據點，而是藉著教育水準的提高，增加向外的流動性。[23] 所以傳教士辦學正好把傳教的意願和村民的需要配合得天衣無縫。
但是，也有一些人要求入教並非為了信仰，而是希望獲得傳教士的保護在衙門裡解決一些有關官司的問題。傳教士也明知這些人只為了獲得實質俗世的利益，但也希望藉此引導他們獲得真的信仰。事實上，結果是整條村往往會因而慕道進教。[24] 這些人的進教，表達了那時人們正放下宗族，朝廷的保護而接受教會及外國人的保護。
師多敏神父[25]在西貢傳教時這樣說：「除了履行牧民職務外，還要為教徒或非教徒排難解紛。有時還要作辯護律師一般，為貧窮教徒向有權勢的非教徒或官員爭取公道。近日，我正為一教友村向一非教徒爭取公道，後者用欺騙手法，借助權勢，企圖宣稱一塊已多年來屬於教友村的公地為他的物業。有些非教徒的領袖已答允簽署文件向官方證明該地屬於教友村。」[26]
有個傳說令傳教士啼笑皆非，卻也反映出當時村民進教的心態。一條客家村有一個老人病危，傳道員勸他入教為能進入天堂。最後他在臨終時領了洗。有些婦女隨後請神婆來招他的魂，問他現在是否像傳道員說的到了天堂。神婆轉述他的回答說：「真的，幸好領了洗，現時我在天堂」。這件事在村中迅速流傳，令其他人紛紛慕道入教。[27]
傳教士在客家村落中也會遇到一些天主教教規不容許的事情，例如納妾、棄嬰。有些已納妾的客家人便不能入教；他得等待妻妾其中一人逝世後才能領洗。否則便要等到臨終時才可領洗。師多敏神父也有另一個敘述:
「數日前我付洗的一個嬰孩，給父母棄置在屋外整夜給北風侵襲。不久，我收了一個在籃裡用爛布包著的嬰孩，已放置在垃圾堆多時，當時螞蟻已爬滿了嬰孩的身體。」[28]
有些慕道者還留下一些迷信的行為，以為曉得背誦一些經文就可以要求領洗。[29] 另一方面，客家村落的教徒很尊敬神父，教徒見到神父時，都習慣右腳單膝跪地說：“神父，主佑”。[30]
研究香港天主教歷史的學者田英傑神父[31]認為客家人的鄉村比較樂於接受福音的宣講。他解釋說這現象可能是由於客家人是「客居他鄉」的人，而且部分族人曾移居或已移居其他亞洲國家，因而慣與外國人接觸，較易接受外來宗教。另外，本地人多看不起這些外來的客家人，甚至壓迫他們，所以鴉片戰爭後加入一個由外國傳來的教會能令這些客家人得到一些額外的保護。[32]
香港天主教的傳教士
現代人可能很難相信，在偌大的地區，交通困難，通訊不易的處境中，在百年間各處奔走的傳教士只得30多人。初期在這區傳教的神父通常只有兩位，有時只得一位。比較後期也有四、五位。這區傳教工作的負責人先後有：和神父
(Simeon Volonteri 由1865年至1878年)、穆神父 (Giuseppe Burglignoli 1866-1871) 、和神父 (Domenico Piazzoli 1877-1892)、師多敏 (Luigi Pozzoni 1892-1905)、羅奕安 (Angelo Ferrario 1905-1914)、丁味略 (Emilio Teruzzi 1915-1927)、達依理
(Pietro Daelli 1928-1929)、穀祿師 (Richard Brookes 1931-1933)、區鴻慈
(Valva Didacus D’Ayala 1933-1950 ) 。
輔助傳教的西方及華籍傳教士包括：柯神父 (Cajetano Origo 1865) 、余神父 (Francesco Guiliano)、德若翰 (John Michael Spada 1890-1894)、沈若瑟 (Joseph Zamponi 1895-1900)、Banchi (1900-1902)、賴神父
(Attilius Poletti 1902-1903)、梁子馨 (Andrew Leong 1862-1897)、朱神父
(Stephan Chu 1873-1882)、譚神父
(Anthony Tam 1875) 、符神父 (Matthew Fu 1867-1900)、陳鴻村
(Joseph Chan 1902-1904)、陳蘭芬
(Francis Chan 1904-1909)、盧履中
(Philip Lo 1920-1921)、司徒廷昭
(John Situ 1913-1929)、黃子謙
(Francis Wong 1894-1942) 郭景芸
(Renatus Kwok 1941-1942)。他們的足跡遍佈大部份客家村落，也為許多教徒和非教徒認識。
香港的天主教於1860年獲得廣州天主教的同意，把它的傳教地域擴展至部份新安縣（寶安）；包括大埔、西貢、元朗等地區。[33] 於1874年成為宗座代牧區時，再擴展至歸善縣（惠州）、海豐縣。[34]從此以後，來港服務的西方傳教士要分別學習3種方言。留在香港本島工作的學習廣州話，前往海豐的學習鶴佬話，派往歸善的才學習客家話。但在1860年代，在香港本島以外工作的傳教士都只是學習客家話。
這些從歐洲來的傳教士大部份是意大利人，都很有語言天才。他們學習客家話是為了應付一般的日常會話及講道。當時教會內的禮儀仍沿用拉丁文，施行教會的聖事也用拉丁文。傳教士總有僕人隨著巡行各村，由於他們熟習和能捉摸傳教士的意思，也能權充翻譯員。而教徒或村民都能體諒。彌撒中大家高聲誦經，遇有還在學習語言不能講道的神父，他們便齊聲朗誦教義問答代替彌撒中的講道。[35]
所以對初期傳教士說方言的水準上，要求得並不高。[36] 雖然如此，其中一位西方傳教士學習客家話遇到困難，寫信回家這樣訴苦說：「和神父
(Volonteri) 所繪製的地圖，地名的拼音都用本地話。[37]但是傳教士說客家話，所以在信上寫的地名拼音都是按照客家話。本地和客家是兩種方言，前者在廣州、港島、南頭及鄰近廣州的新安縣部份流行，後者流行於九龍直至邊界，當中有些本地村落夾雜在客家村落中，那些本地村民卻聽得懂客家話。由於很少歐洲人學習客家話，傳教士沒有像學習北京話及本地話那麼多參考書。唯一的幫助是基督新教翻譯的客家話聖經，但這本聖經只有客家話拼音，沒有逐字翻譯解釋，為學習語言幫助不大。而且他們的聖經人名，地名與我們的不同。這裏很難找到曉得客家話又通曉一種歐洲語言的教師。現在我們的教師只懂客家話，他只能慢慢地教。」[38]
逐漸地，後來的教士便有需要掌握多一點以方言溝通的能力。這時，法國天主教傳教士雷神父也提供了以客家語加上法語拼音的書籍。[39] 其中包括教義問答、耶穌小傳、領洗及彌撒、告解等應用的句語。後來他還在1901年出版了一本字典，1926年重編及出版，1937年更出版了一本有法文、中文及客家拼音的會話集，主題深入有趣而交談內容很尊重中國文化。[40]
[附錄一：客家會話]
在客家村落一般傳教的方式是神父週遊各站，每處停留不多過八天。[41] 主要是考核要理，付洗，行聖事，主持彌撒。兩位華籍修女在神父巡行一個月前，在這些客家村落四出探訪先作準備。[42]傳道員則較長期駐守各傳教站同時兼任教師。[43]
大埔區
1841年天主教在香港本島成立傳教站。傳教士先在歐洲人集中的中環威靈頓街，建立了一個教堂作為基地。數年後
(1848年) 便向港島南部的石排灣、田灣、香港仔的漁民展開傳教工作。同年，渡海到九龍半島西部的漁村淺灣（即今日的荃灣）傳教。隨後，他們在1862年經由淺灣攀過大帽山前往大埔傳教。這是在清廷租借新界給英國30多年前的事。[44]
大埔，面臨吐露港，背靠八仙嶺，古名大步。公元963年南漢後主在這裏設置場地採集珍珠。到清初，大埔更為交通樞紐，有街渡往來沙田以至潮汕。大埔區本身擁有本地人和客家人的村落，它亦有陸路通到從元朗經由深圳到南頭這個本地人的墟集網絡，也有水陸兩路通連到從沙頭角到惠州這個客家人的墟集網絡。[45] 英國接管新界的儀式也是在大埔舉行，可見它的重要地位。這裏的大埔墟早在清朝康熙年間已經建立，位於觀音河東北岸，汀角路口。太和市是光緒19年 (1873年)
大埔七約鄉民入稟建立的新墟。[46] 大埔墟和後來的太和市成為這一區進行交易的中心，包括碗窰、汀角的村民。
當時傳教士在碗窰、汀角這兩條客家村落各有一間作短期逗留的宿舍並兼作小堂的傳教站。小堂只能容納20多人聚會，並沒有長期駐守的神父。太和市建成後，該兩間小堂相繼停用。傳教士在太和市的錦山地方興建了一所更大的聖堂。當傳教士從附近各村回來時，便在聖堂外懸旗，讓教友知道星期日將會有彌撒。後來教徒人數增加，錦山聖堂地方不敷應用，便於1961年落成了現今位於運頭街的大埔天主堂。[47]
碗窰[48]
從荃灣沿山路來大埔的傳教士包括和神父 (Volonteri)[49]、穆神父及梁子馨神父。他們3人來大埔傳教的第一站便是碗窰。碗窰村位於大埔南部的山坡，當時是一個陶瓷工業中心。[50] 這裡的窰爐在明代屬於由原籍江西省吉水縣（今稱吉安）的文、謝兩個家族。[51] 清朝康熙下令遷界後，碗窰村民被迫撤離。遷界令於康熙八年 (1669年) 解禁，並陸續准予復界。但文、謝兩族已無心重操舊業。廣東長樂縣（即五華）的客家人馬彩淵聯同族人於康熙13年 (1674年)
向文氏購買碗窰村的瓷窰，重新開始製作陶瓷。由於隨著而來有一長時期的太平，居民生活漸趨穩定，對碗窰的青花瓷器要求日多，產量也不斷提升。故此，復界後碗窰生產青花瓷器的數量遠比前期為多。[附錄二：碗陶就是碗窰]
馬彩淵有4位兒子並擁有上碗窰13座水碓作坊，所以創立馬四於堂共同管理擴張中的陶瓷工業。道光年間馬氏的後人馬文合於下碗窰建造了一個青花窰場，進一步發展陶瓷業。碗窰的陶瓷業衰落是在民國後。主要的原因是廣東佛山、潮州和湖南醴陵的產品比碗窰的陶瓷製品優良，且源源不絕通過水陸兩路運銷香港。另一方面，外國泊來瓷器用機器大規模生產，既精美，成本又低，大量向本港和南洋一帶傾銷，至令碗窰的陶瓷業無法生存。結果1930年代 (1932年)
便完全停產。上碗窰村現有馬氏宗祠供奉先人的靈位。也有一座樊仙宮供奉始創陶瓷器的祖師樊仙。[52]
傳教士在碗窰辨的第一件事，是為預備參加公開考試的兒童，開辦了一間只有兩班的學校：一班為小童，另一班為較大的兒童。[53]
1863年中，傳教士在樊仙宮側跟建了一座小堂[54]，並首先為一位60歲的村民領洗。[55] 到該年聖誕節另外數位成人及兒童也領受洗禮。[56] 按教會的統計，1874年該村已有教友30位。碗窰馬氏家族與天主教會有密切的接觸，很多人領洗入教。當中出了一位出色的天主教客家傳道員和一位客家神父。
按高主教的敘述，碗窰的傳道員 Kim-siu (1846年-1877年)
12歲時要求領洗，但遭父母反對和打罵。1860年他時年14，那時還未升主教的高神父到碗窰探訪，在他家中留宿。事後，他父母勉強地准他隨高神父回港求學。他在香港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訓練，受洗後被派到香港仔協助傳教。1864年他重返碗窰協助神父建立傳教站。他的父母始終不願入教，但他說服了自己的兄弟受洗。他成了家，受聘為傳道員兼教師在客家村落照顧教徒。可惜他染上肺癆，在香港接受護理無效。於1877年當他得悉病已垂危，便要求回鄉。在領受臨終傅油後逝世，年31。高主教稱他為大陸宗徒，並說若能有多一些這樣的傳道員，自幼由傳教士培育，有極大的潛力引領人進教。他的殯葬禮由梁子馨神父主持，參禮教徒來自鹽田仔、黃泥涌、輋立、烏龜沙等地。[57] 可見當時的教徒肯定這位傳道員的貢獻。
這位傳道員逝世24年後，碗窰的馬俊賢於1911年12月28日被祝聖為司鐸。馬俊賢神父 (Anthony Ma, 1887-1957) 在大埔碗窰村出生。父親馬善基、母劉氏皆是教友。俊賢少年時期進入修道院。他父親在1905年逝世，遺留給他約一畝半的田地，但他仍矢志修道，沒有離開修院。馬俊賢晉升為司鐸後旋即被派往位於惠州南部，潭塘區的客家村落服務。1922年，他被委任為惠州範和岡區的主任。二次大戰該區被日軍佔領期間，馬神父被委任為惠州及惠陽區的主教代表。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一切教會活動陷於沉寂；他亦被拘禁在廣州。1957年他才獲得批准以醫療理由離開中國。但他抵港數月後，於十月十四日便病逝深水埗寶血醫院，並葬於跑馬地墳場。[58] 傳道員 Kim-siu和馬神父算是天主教在碗窰傳教的成果。
汀角
當穆神父與梁子馨神父在碗窰工作時，和神父卻獨自到太和村開設傳教站。[59] 由於他命人在住所開鑿了一扇小窗，在村裡險些引起暴動。因為在開鑿小窗的當天，村裡的一個嬰兒死了和一個女人感到不適。村民認定是驚動了神靈，擾攘一番後，和神父只得離開那裡。
剛巧位於吐露港北部八仙嶺下的汀角村村民要求傳教士開辦學校，於是和神父便轉到汀角那裡工作。1864年4月8日他主持的學校開課，共招收了80位學生，其中有20位住在校舍，猶如寄宿生。開學一年後的復活節有8位學生開始學習天主教教理，隨著的聖神降臨節，和神父在村中的廣場舉行天主教儀式，並向在場圍觀的村民講道。1865年春天，年輕的柯神父[60]來到汀角加入傳教。那時，海盜常來襲擊，村民便要求他幫助。柯神父也曾為此事寫信向米蘭總會的長上請示，是否適宜向港英或廣州官員要求介入保護。[61]
汀角是一個雜姓群居的客家村。村內有一座建於清初的武帝廟。廟內存有清乾隆五十年 (1785年)
的「題助碑」及「題助客碑」共二塊，記載了當年捐助重修該廟的155名善信，共27姓。這兩塊碑反映出當年汀角村一帶已有甚多雜姓居民；捐款名單也包括很多罟船，可見汀角附近的航運十分發達。碑上有一特別聲明：「碑內無名，子孫永遠不得在此讀書」。[62] 這反映出清代香港地區的鄉村十分重視教育，所以能夠以提供地方給子孫讀書為理由要求村民捐助重修廟宇。這座廟在宣統2年 (1910年)
重修後被颱風摧毀。現時的武帝廟於 1978年重修。[63]
和神父之後第一位駐守大埔地區服務的華籍神父名為梁子馨。他晉鐸後立即在汀角工作。在隱蔽樹蔭深處，傳教士有一所寬敝的房子。村民由於迷信風水，不肯將那些太過茂盛的風水林砍去。[64] 和神父與梁神父一起在汀角傳教，不時翻山越嶺到不同村落服務。後來和神父根據每次寫下的路線資料，繪畫了一幅著名的新安縣全圖。這地圖是當時傳教士唯一可資參考的詳盡傳教地圖。後來和神父主力發展西貢各地傳教工作，留下梁神父獨力肩負大埔區碗窰與汀角一帶的牧民工作。
和神父在碗窰工作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他很高興的事。1869年新安縣南頭官員派遺一位文員到大埔區辦一些公事。這位文員要求和神父接待住宿。在停留汀角的15天內，他在空閒時聆聽和神父向學生教授要理，並隨手瀏覽傳教站的一些教理書籍。但和神父郤沒有主動向他強行傳教。告別時，他表示很讚賞和神父給他自由思索的空間，使他反而強烈地希望成為教徒。離開汀角後，他開始學習教理，一年後結果領了洗。[65]
1875年，一宗意外悲劇郤在這裡發生了。譚安當神父屬於澳門熱心教友的譚氏家族，並有一位兄弟同在小修院就讀。他的姊妹為寶血會創會成員之一的譚瑪達肋納和若翰納。他是高主教晉昇的第一位司鐸。在1875年晉升司鐸前，他曾在西貢一帶傳教。晉鐸6個月後他被派往汀角傳教。事發那天，他從汀角出發，帶同一位教徒及一位木匠乘坐一艘小艇，在離開汀角灣時遇到大風。小艇翻側，三人墮海，只有該名教徒因善泅沒有遇溺。譚神父與木匠抓著一塊木板浮於水面，後來經不起風浪衝擊，最後溺斃。譚神父在波浪中為該木匠付洗，完成了他最後一項的傳教工作。[66]
西貢區
傳教士在碗窰和汀角建立了據點後，柯神父於1864年從大埔區轉向西貢區傳教。後來為了給香港本島時常來往西貢的傳教士有一個住宿的地方，教會於1869年在九龍城附近海濱名為沙地園的地方設有兩間宿舍，作為傳教站和小堂。[67] 該小堂名為聖方濟各堂 (St. Francis Xavier)。從這小堂前往西貢要步行3小時的山路才能到達。[68] 負責整個香港天主教傳教工作的傳教士，他們便經常循這途徑往西貢巡視，並留下寶貴的報告。[附錄三：傳教士的報告]
西貢墟由於位置適中，又處於墟市集中地，自然成了西貢區這一帶的傳教中心。1866年3月，西貢墟傳教站建成，由柯神父主持啟用儀式。[69] 西貢墟第一批信徒領洗共19位，他們皆來自西貢的姓林、劉、李、溫的家庭，以及企嶺下的何氏家庭及輋下李氏家庭。到年尾，西貢約有30人進教，大部份姓廖及姓李。[70] 西貢墟傳教站成為教友聚會、交誼及郵遞中心。這傳教站的僕人和一位兼任教師的傳道員也成為重要的聯絡和接觸點。[71] 可惜兩年後，柯神父便因病逝世，年僅33歲。
據說，在1867至1869年之間，和神父曾組織西貢區的教友起來武裝自衛，以抵禦來自上水富豪家族的討伐。事緣當地村民貧困，成了上水富戶的佃農，但卻無法清繳他們要求的苛徵。[72]
1869年和神父被派到河南傳教[73]，穆神父也回到香港本島服務。一時間，西貢區的傳教暫時停頓了。
奧地利帝國官員許納男爵 (Huebner) ，在他的著作「1871年環遊世界」[74] 中曾描述停留香港時到西貢探訪的情況：「一個早上，高神父 (Raimondi) 和一位拉丁文說得相當流利的中國神父與我一起出發往新安。我們在五十分鐘內過了將香港與中國大陸分隔的海。然後，穿過一條小徑，登上一道圍繞著這地區的圍牆（很可能是九龍城寨＿筆者按）。在其上，香港景色，一覽無遺。在3天中，我們行裝簡便，在這些偌大的地區和海盜集結的地方居留。有部份的海盜已皈依天主教，改邪歸正，其他的也逐漸改過遷善。第一晚，在西貢村渡過；……
在每條基督徒的鄉村，都有一所小聖堂，裡面有沒有安放著十字架，要視村民的態度而定。此外，還有一間簡陋細小的房間，是給經常到來探訪的神父作居留之用的……。」[75]
西貢區一位66歲的傳道員不幸於1872年逝世。由於他熱心傳教，受人尊重。他的殯葬禮公開舉行，送殯的大隊巡遊至墓地，可見傳道員也在當地建立起相當崇高的地位。[76] 這一年西貢的教徒只有28人。[77] 到1877年可容納300人的教堂已不敷應用。[78] 教徒早晚都應號角呼喚前來十分熱心誦經，每次約半小時，彌撒中大家高聲誦經。[79]
到了1873年，年輕的和神父(Luigi
Piazzoli 1845-1904)才到西貢區主持教務，[80] 朱神父 (Stephan Chu) 協助，暑假期間還有譚修士及符修士也加入這傳教行列。[81]
傳教士向來重視建立學校為教友提供天主教教育。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藉著天主教學校，製造一些接觸非教友學生及家長的機會。[82] 從一開始，傳教士便在西貢設立了一間學校，正如在碗窰和汀角一樣。[83] 可是這一區的學校數目並不固定。因為有時找不到教師，有時因為沒有錢聘請。[84]
和神父 (Piazzoli) 因持有法國護照，在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被中國政府懸紅500元捉拿他。和神父因此被迫離開西貢。[85] 其後的幾年傳教工作因而停滯不前，入教的人不多：一年只得十餘成人領洗。[86] 在西貢區傳教事實上屢次存有危險。1942年內三位在這區工作的傳教士先後被人謀殺[87]：他們是黃子謙[88]、郭景芸[89]、丁味略神父。[90]
1974年則范賚亮神父於9月28日在西貢傳教士寓所被人殺害。[91]
西貢墟雖然是傳教中心，傳教士卻經常在西貢區各村落傳教。其中最主要的教友團體卻是鹽田仔、大浪、赤徑和深涌這4個村落。
鹽田仔[92]
客家陳氏家族於15世紀從北方移居廣東五華，於18世紀再移至深圳觀瀾。19世紀陳氏3支分別移居西貢鹽田仔，大埔鹽田仔（近船灣避風塘）及上水坪洋（打鼓嶺）。[93]遷移到西貢墟對開鹽田仔小島的陳氏家族，在島上開闢了六畝鹽田。是香港地區五個鹽田之中最細小的一個。其他的鹽田為大嶼山的大澳，屯門的新墟及皇家圍，沙頭角的鹽寮下，大埔船灣的鹽田仔。客家陳氏家族在鹽田仔以產鹽及捕漁為生。所產的鹽和漁便運到西貢和附近一帶出售。島上村民人口在全盛時期也只有一、二百人。鹽田仔的鹽田於1930年代改作耕地，並於60年代改作魚塘後被棄置，而90年代整條村便被空置 。現在，大部分居民已僑居英國。近年來，有發展商計劃將該島的村屋重修，作渡假及環保教育用途。[94]
柯神父於1866年秋為7位來自鹽田仔的村民付洗，然後在同年聖誕節又邀請和神父(Volonteri)給另外33位島上的陳氏村民付洗。這一批在聖誕同時領洗的村民有陳氏3代。分別是源字輩的陳源昌 (80歲)
，基字輩的龍基 (43歲) 、星基
(41歲) 、廣基 (27歲)
、存基 (19歲) ；廷字輩的廷和
(3歲)、廷興 (9歲)
。這是香港地區整條村三代同時進教最有根據的例子。鹽田仔是一小島，人口不多，又屬於同一氏族，所以有充足條件能全條村進教。後來他們聯同加入教會的其他村民，自動獻出地方以興建聖堂、住宅和學校。該澄波學校於90年代由於缺乏學生而關閉。
至1875年，鹽田仔全島居民也領了洗。[95]
1879年及1880年，聖人福若瑟神父也曾到鹽田仔為兩位村民付洗。[96] 1890年，鹽田仔的聖若瑟堂正式舉行祝聖禮，以取代原有的小堂。〔附錄四：三代同時進教〕
鹽田仔於1872年教徒人數為43，[97]
1892年為110人；[98] 直至1959年仍有193位教徒 。傳教士公認他們是傳教區內十分優秀的教友。[99] 可是當西貢來往鹽田仔的定期街渡停航後，這教友團體便告消失。島上最後一人也於數年前搬離，今日已無人在該島定居。每年在5月1日前後的主日，陳姓家族仍一起回到鹽田仔聖若瑟小堂聚會，慶祝聖若瑟勞工主保瞻禮。現有的小堂建於1890年，其後曾於1949及1962年裝修。最近一次的修葺於2004年5月完成。鹽田仔這條首先全村進教的村落，於百多年後仍然舉辦一年一次的象徵行動，算是難能可貴。
鹽田仔出了兩位司鐸五位修女，可算是繼碗窰後客家村落傳教的豐碩成果。第一位司鐸是陳丹書神父
(Gioacchino Chan 1890-1975) 。他於1917年，晉鐸後，到了惠州和汕尾傳教。[100] 六十二年後 (1979年)，鹽田仔的第二位司鐸是陳志明 (Dominic Chan 1952- ) 晉鐸， [101] 現任香港教區副主教，繼續積極維繫鹽田仔的教友團體。原籍鹽田仔的五位修女，分別屬於聖保祿會及寶血會。[102]
大浪灣
大浪灣共有4條古村，包括大圍、林屋圍、張屋圍和咸田村，[103] 屬於包括30多客家村落的西貢南約。[104] 大浪灣內共有十種姓氏，其中以姓湛、張、黎、戴、孔、林的村民人數較多。村民以務農和捕魚為生。1950年代的黃金時期，曾有六、七百名村民居住。其後，大浪灣的青年大舉前往英國謀生。當大浪灣最後一間小學也結束後﹐村內小童 與家人也紛紛搬出，村落漸漸荒廢﹐村屋不斷塌下來。1996年的中期人口普查顯示該區只有14名居民。[105]
大浪村的天主教小堂於1867年建立。名為聖母無原罪小堂。這區的3條村大部份教徒在1867年由和神父
(Volonteri) 及穆神父付洗。[106] 該年穆神父與兩位國籍神父開始在大浪傳教。[107]
1873年大浪教堂擴大了三分一，可容納二至三百人，座位分男女兩邊，並各有一走廊，祭台及聖堂內部十分美麗。是當時西貢最大的天主教教會。傳教士認為可媲美任何歐洲的小堂。1872年有教徒130人。[108]
1875年，高主教在就任主教職後作第一次牧民巡迴探訪時，特意在這裡停留了4天，與村民一起歡渡農曆新年，可見他對大浪灣的重視。[109] 1879年，大浪灣已有162名教友。[110] 有一位本地傳教士駐守。大浪是這區最重要的教會團體，很少村民未入教，是這區教徒最多的村落，所有迷信的物件都已毀滅。這裏的兒童與傳教士十分熟落，常撕着傳教士的鬍鬚，摸着他的鼻子，提問他的年齡。[111]
現存的小堂於1931年期間建成。在日據時期，東江縱隊屬下港九獨立大隊以這裡為常駐地。[112] 該教堂已由古物古蹟辦事處定為第三級歷史建築物。
赤徑
赤徑是雜姓村，由范、趙、李、王、鄭五姓的客家人組成。[113]
1866年穆神父在赤徑傳教，其後建立了一宿舍及一小堂。[114]
1872年已有59位教徒。[115] 據傳教士的報告，這裡的教徒簡樸又熱心，每日很多人到堂念經。他們之間又合作團結，是模範的團體。[116]
有關赤徑傳教的記錄不多，但郤提到1895年聖誕節在這裡發生了一段小插曲。余神父 (Francesco Guiliano ?-1900)打算一早在赤徑主持了彌撒，然後再到大浪主持另一台彌撒。他早上四時起床，使人召集教徒，但屢次吹號角也沒有人回應，沒有人出現。直至7時半才開始有教徒聚集。他驚奇地問發生了甚麼事，村民回答說夜間在海岸發現有老虎出沒，並走近村屋，所以村民不敢在太陽上山前離家前來教堂。他們說可幸該老虎並不住在附近，只是間中在這裡出現。[117] 當時這一帶荒蕪的情況，可以想像得到。
傳教士覺得這裏的教徒漸漸地冷淡起來，也再沒有很多人入教。[118] 日本佔領香港時，東江縱隊屬下的港九獨立大隊曾以赤徑教堂作為該大隊及西貢中隊的隊部。[119] 這期間，教會的工作完全停頓。但是赤徑村民始終受天主教影響深遠，至1959年還有248位信徒。[120] 直至1960年代，村內家家張貼的門聯，內容均與教義和聖經有關。但到了1990年代，整個赤徑內只有3個長期居留的村民。[121]
深涌
深涌在西貢半島西北部，吐露港海峽東南岸，西部朝向企嶺下海，僅略高於海平線。區內有一條緩流清溪，沿沼澤及荒廢農地流入沿岸泥灘。
有關這條村的資料可搜集的實在不多。只知道1872年深涌有30位教徒。[122] 和神父(Piazzoli)曾鼓勵他們築一長堤使海水在高潮時不至淹沒農田。另外，傳說由於教會的影響，在深涌一向出沒的海盜及盜賊，不再在這裡群集。[123] 穆神父也在深涌傳過教，他認為這是一個優良的教友小團體。[124]
1959年還有120位教徒。[125] 傳教士也在深涌辨學，建了一間學校名為公民學校。
其他村落
除了西貢區上述4個主要教友團體外，傳教士或徒步，或乘小艇，村過村地到其他客家村落巡迴傳教。荔枝莊、蜑家灣[126] 、黃毛應[127]、白沙澳[128]、南山[129]、斬竹灣、北潭涌[130] 、浪茄[131] 、糧船灣、蠔涌、大網仔、西灣、下洋、海下、窩尾[132]、烏溪沙等地也曾是傳教的對象，在傳教士的書信中也有提及。
傳教的工作在地域上雖然開展得很快，領洗入教的人數卻只是緩慢增長。按1872年香港天主教徒人口統計表顯示[133]：除了港島約有900教徒，人數比較大一些外，其餘在九龍
(10) ，荃灣 (16) ，大埔區的碗窰 (30) ，汀角
(2) ，西貢半島的西貢 (28) ，鹽田仔 (43)，赤逕
(39) ，深涌 (30) ，蜑家灣 (16)，烏溪沙
(22) 等教徒人數都在50人以下，只有大浪灣是例外，有130人。在這些村落都設有小堂，堂內設備簡單，沒有任何裝飾，堂側還備有一間傳教士用的房間。通常還設有一間供上課用的房間。在3個村落，更各設有兩間為修女留宿的房間，4位國籍修女們兩人一隊在各處逗留半個月至一個月給兒童及婦女講解要理。[134]
元朗區
1917年夏，丁味略(E. Teruzzi 1887-1942) 和盧履中(Filippo Lo 1889-1970) 兩位傳教士從大埔沿著林村來到元朗平原傳教。同時打發傳道員到元朗、八鄉、龍鼓灘等地聯絡，並引導村民領洗入教。丁神父屢次以無比的勇氣，竭力維護自己的教友，免受權貴的欺壓和不義，以致非教徒也向他求助。他因誠懇和樂助的態度，頗博得眾人的愛戴。[135]
其後主持這區教務的，是熟習客家話的穀祿師 (Richardus
S. Brookes)。[136] 當時元朗區大部份是客家人，靠親戚及朋友間互相推介認識教會。位於元朗舊墟的東頭村早於1925年便以私塾式教學在教堂內授課，宿舍於兩年後落成。聘請了兩位傳道員，男女各一。也開了5間學校，聘請了男女教師5人。這時，元朗的教友共有66名，慕道者11名。八鄉教友14名，慕道者10名。慕道者並不集中在一處，郤分佈於上輋、金錢圍、黃泥墩等數個村落。傳道員只能在秋收後的兩個月內，以速成道理班準備他們領洗。1929年元朗區已有133名教友，39位慕道者。[137]
寶血會修女曾在元朗區的傳教上作出很大的貢獻。自始，元朗區便獲得兩位寶血會修女協助傳教。她們到鄉村出差，一住便是一兩個月。她們在那裡替慕道者講道理，為教友小孩預備領聖事。這項傳教工作除了1936年至1948年期間終止了一段時間外，一直維持至1963年。教區指示修女往鄉間傳教時必定是兩人同往，1948年至1963年期間，有一修女為主力，陪伴的修女往往3、5個月不等，再由另一位接替。香港淪陷期間
(1941–1945年) ，因交通阻塞，出入不便，已在鄉間傳教的修女不能回港，不能更調或派遣。
客家村落的傳教工作，除了神父修女外，便落在傳道員身上。其中傳道員戴丁翰於1940年退休時已於新界及寶安已作了25年傳道員。各區教友很器重傳道員的貢獻，特呈交函件給主教要求續派傳道員在元朗傳教。元朗區的神父因要在星期日駐守主堂，在其他村落的教徒並不能每星期日參與彌撒，村民便往聖堂公誦經文，此外按瞻禮齋期表去遵守教會規則，趁墟與罷工日等。[138]
區鴻慈神父於1932年被委任為元朗區的主管直至1950年。[139] 區神父稱元朗共有99名信徒，上輋35人，下輋3人，橫台山2人，水流田5人，長莆25人。他在報告中的感想是，這區基督教的競爭力很大。他認為可幸天主教學校發展得十分蓬勃，很被家長看重，還可有一些抗衡的力量。穀神父及區神父都很熱心資助孤兒在元朗的教會學校就讀。[140]
元朗區於1935年有傳教地點共24個，其中包括小教堂5間，傳教站15個，公所[141]4間， 學校5間，學生近200人。其中教徒學生只佔三分一 。[142] 傳教士在元朗區接觸的村落，在1941年達29個。1958年元朗區的教友散居在約40條村落。至1959年元朗區包括元朗墟、錦田金錢圍、長莆、良田等地，教徒已增至近1800人。[143] 由於村落教友大部份忙於農作，只能每隔一週才來聖堂一次。當時只有兩位傳道員，其中一位超過60歲的，只會說客家話。[144]
有關元朗區客家村落的傳教記錄實在不多。只搜集得八鄉長莆和錦田金錢圍的一些資料。
長莆
八鄉長莆的聖若望小堂於1928年由司徒廷昭神父 (John Situ 1872–1947) 主持祝聖，約100教友參禮，建堂費用三分一由香港募捐，其餘從意大利募捐。金錢圍的教徒在1940年代前，都是到長莆參與教會禮儀。長莆教堂約在1980年代便停止使用，教徒便前往水邊村聖伯多祿聖保祿堂參與教會禮儀。
傳教士在長莆曾開辦兩間學校，約30人報讀，是這區最大的天主教學校。其他地區的教友小孩，甚至從大埔也到這裡來就讀。區神父1936年中的報告稱長莆領袖家庭熱心傳教。
錦田
錦田原名岑田。1935年錦田鄉金錢圍的村民將祠堂以300元按揭給教會，用作教堂，名為聖母七苦小堂。村內許多人進教。但有些村民已有妾侍，未能立即領洗。1942年盧履中神父的教務報告謂，沒有傳道員協助傳教，一年內有11人領洗，兩人臨終付洗，一小孩臨終付洗。60年代金錢圍的村民已向教會贖回祠堂。其他曾按揭給教會的村屋中，有一間因沒有直屬後人贖回按揭，至今仍歸教會使用。[145]
1948年1月25日，金錢圍教友要求教區支持金錢圍的錦全學校（小學）繼續運作。區神父斥資七百元修葺。1958年更與元岡村、吳家村、石湖塘成立四聯學校，承諾校監由元朗天主堂本堂神父擔任，並負責行政及經費。各級課程每星期有兩節教授聖經。[146]
1962年脫離元朗區自成一區，由陳子殷神父主管，設有聖母軍，輔祭會，祈禱宗會及聖母會。1967年新堂建成，成為新堂區，移至錦上道吉慶圍側，改名聖猶達堂。錦田堂區的範圍包括石崗雷公田村、早於1926年已在八鄉上輋村建立聖家公所及錦田北圍的聖心小堂。
結論
天主教進入大埔、西貢、元朗這些地區時，本應有機會接觸本地的五大家族。[147] 但事實上只全力向客家村落傳教。原因可能是歷史上的巧遇，即首先接觸了客家人。跟着，學習了客家話的西方傳教士，為了方便而沒有主動再接觸本地村落。這種假設也許低估了遠道前來的傳教士要「往訓萬民」[148] 的心願。所以，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傳教士發覺客家村落比較貧窮，亦比較容易接受新的信仰。可是，一旦傳教士與客家族群熟落起來，並伸手協助他們排難解紛，則本地村落便由於歷來土客之間的紛爭，很容易添增了一份對傳教士的敵意，令傳教士很難再打入本地人的圈子。
西方傳教士在客家村落出現時，代表的是西方的文明新氣象，新勢力，新思維。人民在清朝末代求變的悶局中，不能用鄙視的眼光把他們當作蠻夷。西方的勢力使朝廷逐漸地對傳教士的活動解禁，看在一些中國人的眼裏，是一種公開鼓勵人民接受外來事物的提示。再加上西方物質文明的一些實際好處，村民再不能只顧牢牢地守著故舊的傳統和事物。傳統的勢力和代表它的宗族架構已變成諸多求索而無力的保護者，當村民需要保護時，便要考慮這些新的外來者。傳教士以剷除迷信的方式來引入新的宗教，姿態上是以新文明的啟蒙者自居，是村民接觸西方文明的媒介。為這些村民，領洗入教便是踏出悶局的第一步。
當整條客家村變成一個進教村時，傳教士是在客家宗族、方言和地域之外再加上信仰的維繫。傳教士在付洗前要求他們放棄祖先崇拜、供奉神龕、參與打醮、神功戲等傳統，被別人視為離宗背祖，使這些進教村落與其他村落更為隔離。
碗窰及鹽田仔都曾產生過一些選擇以傳道作終生事業的村民，這一點，表示兩條村中，起碼有些人很認真地接受了信仰，並深深地投入教會的工作。但是這兩處的經驗卻給了傳教士不同的體會。首先，碗窰的居民以手工業製作為生，僱用了數以百計的工人，亦早已有了他們這行業的護守神──樊仙，再加上位於水陸交通方便的地方，可說是關係複雜，人口流動量大的地方，結果傳教士沒有建立起一個強健的教會基地。樊仙宮還是照舊運作，馬氏家祠也香火不絕。回過來看鹽田仔，雖然也是從事手工業──製鹽，但卻也兼有農業，而與碗窰最大不同的地方是整條村在一個島上，而且全村單姓陳，單純而封閉，所以由於宗族的密切關係，結果可以形成一條教友村。島上沒有祠堂、廟宇、土地神位，它的居民至今仍在教會中活躍參與。除了神職人員，這條村還有很多從事傳道及教會教育的村民，可說是很成功的傳教例子。
粉嶺客家村內的崇謙堂是基督新教巴色會建立的教堂，這個傳道會標榜以客家人為對象。有學者認為因此巴色會令客家人要加強作為客家人的身份。因為它製造了一個客家人身份的社會環境，提供了一個維持客家身份的理由，及影響了客家身份可採取的模式。[149] 但是天主教傳教士沒有以方言作為個別地方教會的特色，只從實用角度去運用方言作為溝通的工具。傳教士亦以學習多種方言自豪，有需要時可以改換另一種方言。當新界客家村民因社會變遷放棄了方言，離開了本村，宗族關係亦因散居各處而再沒有生活上的聯繫時，剩下來的便只有信仰。這信仰更促使他們超越血統、種族，融入他們處身的大社會。
最後要順便一提的是，主力在這些客家村落工作的傳教士中，先後有三位升為主教；即和神父
(Volonteri)於1873年，另一位和神父 (Luigi Piazzoli)於1894年及師多敏(Domenico Pozzoni)於1905年先後升為主教。這表示羅馬教廷很重視這些實際在村落傳教的神職，希望委任給他們主教的牧職，為能領導整體傳教士投入村落的傳教。這也反映出當時天主教會內重視鄉村傳教的心態。
附錄一：客家會話
傳教士與鄉民的會話
---- 法文、中文、客家拼音對照
Charles Reys: 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 language Hac-Ka,
附錄二：碗陶就是碗窰
這是和神父
(Volonteri) 新安縣全圖的局部。圖中偏左的「碗陶」就是碗窰。
附錄三：傳教士的報告
高主教的報告：1875年2月2日出發巡視教務。西貢教堂被1874年的颱風吹毀，和神父 (Piazzoli) 已預備好地基，建一可容300人的聖堂。從西貢經過鹽田仔，再大約半小時的船行後到達 Wo-ni-chun ，兩年前這裡沒有教徒，現在已有25人，及同樣多的慕道者。隨後兩小時步行到 Cha-van 那裡正計劃加建一新教堂，再經山路到大浪。這裡有最多的教徒，很少人未入教，所有迷信的物件都已毀滅，這裡停留了4天，與村民一起歡渡農曆新年。離開大浪便到蜑家灣，之後乘海星號船往深涌，那裡和神父鼓勵村民築一長堤使海水在高潮時不至淹沒農田。由於教會的影響，使一向在這裡出沒的海盜及盜賊，不再在這裡群集。從深涌往沙田途中，探訪了烏溪沙，巡視去年完成的小堂，現已有30多人入教。從沙田攀山往九龍，在聖灰瞻禮前夕抵達香港。 [高主教1875年3月26日的信：Le Missioni Cattoliche,
Milano, 1875. Vol. IV, P. 247-250]
穆神父的報告：1877年11月五5中午乘船往大陸，一小時後到達，然後行山路，晚上抵達西貢，那裡有大約30教徒，節日則從各地數百教徒來慶祝。翌日乘船經過鹽田仔在黃泥涌下船，那裡正建立一新教友團體，經約一、二小時步行後抵赤徑，那裡有熱心的教徒。1866年我在這裡一間茅屋住宿，其後建立了一宿舍及一小堂，我在本年9月21日祝聖，隨著便往大浪，這區最重要的教會團體。這裡有一位本地傳教士，這區的3條村大部份教徒在1867年由和神父
(Volonteri) 及我付洗，探訪完畢，晚上回到赤徑，翌日，到達
Kak-cha-long 有一傳道員等待著，介紹7、8家庭要求慕道。為求証他們的誠意，我要求他們將所有迷信的物件燒毀，他們同意了。若他們保持誠意，全村將入教，隨著下山到海邊的叫海下的村落，那裡有3家人也燒了偶像。隨著上山到達 Lam-son 有3家人，我們也燒了外教的物件，但村長有些困難。晚上在深涌過夜，是一個細小但優良的教友團體，翌日一早回程，在探訪了有很多慕道者的
Thai-van-lhen 村後，晚上抵港。 [1877年11月19日穆神父 (Burghlignoli) 的信：Les Missions
Catholiques, Lyon, 1878. Vol. X, P.125; Les Missions Catholiche, Milano, 1878.
Vol. VII, P.28]
附錄四：陳氏司鐸世系
按陳氏族譜顯示兩位鹽田仔陳氏司鐸的世系如下：
寶安（新安） 鹽田
陳孟德
(有三男)
＿＿＿＿＿＿＿＿＿＿＿＿
｜ ｜ ｜
可養 可旺 可發
(有二男) (有二男)
(有一男)
|
源昌
(有四男)
＿＿＿＿＿＿＿＿＿＿＿＿＿＿＿＿＿＿
| ｜ ｜ ｜
龍基 星基 廣基 存基
(有二男) (有一男) (有五男) (有三男)
| |
｜
廷和 廷興 廷勳
(有三男) (有四男) (有三男)
｜ |
丹書 國俊
(1890-1975年, (有二男)
1917年晉鐸) ｜
多祿
(有六男)
|
志明
(1952年出生，1979年晉鐸)
有標記者為1866年聖誕日領洗的陳氏教徒。
按鹽田仔陳氏族譜，其字輩排列次序是：孟、可、源、基、廷、國、榮、華、富、貴。
[按天主教領洗記錄及陳氏族譜編製＿＿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
2004.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