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香港

-- 陳日君樞機演詞 （草稿）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 2006年12月5日

十九世紀中葉，隨著英國人在鴉片戰爭勝利後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不同宗派的基督宗教通過香港，衝破了清朝的禁教政策，向中國人傳教。

自此，在中國的基督宗教便背上了兩個直至今天仍拋掉不了的包袱：

一、 它是依恃著西方勢力傳入的洋教。

二、 它是四分五裂的宗教。

有關基督宗教是洋教這個包袱現時雖仍背著，卻減輕了重量，一方面因為由教廷領導不同國籍的傳教士都擯棄了帝國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面因為教會近數十年來的本土化，本色化運動使西洋的成份也減輕了很多。至於分裂的宗教這一個包袱，有些地方這情況仍然十分惡劣；但在香港，合一的精神已經使各基督宗派看到彼此共同的地方，也開始尊重彼此分歧的地方。今天不同基督宗派的代表能一起見証「基督教研究中心」的成立典禮，多少也反映出宗派間彼此的合作與共融。

香港天主教，要分擔這些包袱，責無旁貸。不幸地，起初香港天主教除此之外，還擔負了兩個額外的包袱：一是葡萄牙的護教權，二是有關祀祖、祭孔、敬天的禮儀之爭。

護教權

葡萄牙的護教權起源於十六世紀，當時西班牙及葡萄牙這兩個西方海上霸權各循東西不同的航線向美洲及亞洲征討，開發殖民地。葡萄牙循著向東航線，經非洲南端，到現時印度的果亞，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到達澳門，並沿著這航線建立佔據點。葡萄牙的護教權，在於承諾負責在這些佔據了的地方，興建教堂及負責傳教工作的經費，但亦因此獲得教會的部份人事任命權。二百多年後，在十九世紀，這種協議已變成對傳教工作的一種障礙 － 葡萄牙的財力已不能跟上傳教的需求，但由於它堅持要插手教會的人事任命，令傳教工作不能開展。天主教於十九世紀中葉急急在香港成立教會，首要的目的便是要擺脫這護教權的負累。由於香港由英國管治，這裡的教會可以不接受葡萄牙的命令，但卻令旅居及移居香港的葡萄牙教徒無所適從。最後，護教權的問題，還要到１８５８年葡萄牙放棄從前的特權，才能徹底解決。

禮儀之爭

中國祭祖的禮儀之爭發生在十七世紀末期，問題的結徵在於教會禁止中國教徒按中國人的傳統設孔子、祖先神位並舉行拜祭儀式。清朝康熙皇帝不接受教會對中國子民作出這種禁制，強硬地與教會決裂，進而驅逐羅馬教廷的特派員出境，禁止傳教士在境內傳教及懲罰信教的人民。教廷特派員在離境前，在清朝特為外商從事貿易的廣州設立一個傳信部的總務處。這個總務處在廣州與澳門之間搬遷了多次後，便在香港天主教成立時搬到香港。負責香港傳教的主管神職便兼任該處的總務長，監督所有來華傳教士，簽署誓約遵守教廷對禁止祭祖禮儀的定案。禁制教廷祭祖禮儀，直接引發清廷禁教，令中國的教務不但停滯不前。而且迅速地痿縮，十分可惜。１９３９年教廷徹底取消祭祖的禁制時，中國的政治、社會情況已和百多前完全不同。

困難與應變

一開始的時候，歷史的包袱並非一個包袱，而是為了解決當時的困難，所找到的應變方法；內裡卻隱藏著當時的特殊處境，並為當時的處境想到的一個可行的的方法。後來成為了一個負累，也不是前人完全可以預料的。教會不斷尋找應變方法正顯示出它的生命力。香港天主教也如同其他基督宗教一般，經歷了香港社會的變遷而找到應變的辦法。這些變遷包括有戰亂、政改、有人口突減、突增及停滯而引起的困難，有經濟起飛、衰退和轉型所引發的問題，有勞資、教育、衛生、環保等一般現代城市的通病。

梵二的影嚮

但有一個歷史的因素是天主教特有的，它促使香港天主教演變成今天的樣子。這就是六十年代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１９６２－６５）。這大公會議令各地天主教會的面貌、信仰、態度、傳教路向都有所改變。在香港的改變最明顯的有三方面。

一、教會內部的禮儀、組織，都趨向團體參與。聖堂裡的祭台轉到中央，信徒的組織由自己直接運作，神職與信徒都站在同一基礎上，一起組成教會。推行本土化，領導人由本地人擔任，本色化的神學、做事方式等令教會的文化在國際性中有本土的特色。

二、在面向社會方面，香港天主教都採取了積極參與的態度。在傳統的辦學和社會服務外；教會亦明顯地對有關公眾及民生的事務往往發言。立場並不常常與政府或大部份市民一致，但卻是清晰地站在弱勢者方面，維護他們的權益，爭取他人能受到尊重和擁有均等參與社會決策的機會。

三、對基督宗教內的兄弟姊妹，教會主動地放下過往的成見，努力推行互相尊重的合一運動，實際地交換講壇，或合作推廣社會服務。

期待明天

梵二後四十年來，社會不斷變化。一般市民的教育及生活的水平提高了，對宗教專業的要求也提高了小家庭的結構及多元化的社會使人際關係變得冷淡、複雜，國內的開放政策也給香港帶來的好處和負擔，這些因素在在都影響著教會在社會上的角色。時至今天，在踏入了第三個千禧年代，香港天主教會在適應新時代、新挑戰時，正等待兩個問題早日得以解決，以作應變：

一、 中國與梵蒂岡建立關係，使國內的教會能正常運作，從而使香港教會與國內教會能有正常的交往。

二、 政府的現行教育政策，要求每間學校成立法定校董會，令辦學團體失去法理依據，很難履行辦學團體的功能。百多年來的教會辦學傳統正面臨被廢掉的危機，教會亦會減少了在學校中接觸和教導學生的機會。

香港的天主教雖然還面對著很多其他的問題，仍會努力不懈，熱誠不減地為社會服務，為福音作証，更希望與其他基督內的弟兄姊妹衷誠合作，為人類心靈健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