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珠
亨利二世與貝克特
從來，歷史中的國君，都是高不可攀、遙不可及的。後人論斷國君，著眼點往往是其政績的譭與譽、成與敗。國君儼然成為一個只供稱頌或唾罵的冷冰冰的圖騰。
其實，國君雖被授以「天子」之名，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凡人，除了是領土的最高領導人之外，他同時是皇后的丈夫、王子公主的父親，以及其它人的朋友或仇敵等。而這多重身份的重疊或衝突，所引起的心理掙扎或政治考量，在不同的政治氣候之下，會產生迥異的化學作用，造就執政者名留青史或遺臭萬年的危與機。
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Henry II, 1133-1189）執政的世代，教權與皇權的鬥爭蟄伏已久，而亨利和肯特伯里大主教多瑪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由友好到決裂，終至貝克特被殺收場，正是這場鬥爭白熱化的表徵，亦是當時特定歷史情態下勢所難免的必然結果。
目前流傳下來的各類文獻顯示，亨利的江山得之不易。在祖父亨利一世駕崩之後，
亨利的母親馬蒂爾達，幾經艱苦，才在姨兄弟布魯瓦的史蒂芬手中，為兒子奪得英格蘭的王位；亨利登基後，又為了拓大疆土，與阿基坦的埃利諾成就一場政治婚姻。可以說，他是在政治鬥爭和政治盤算中成長過來的。在他的世界觀裏，沒有純粹的感情，只有未完的大業，等待他去完成。
他和貝克特的關係亦作如是觀。貝克特原本是亨利的宰相，二人也私交甚篤。亨扶扶植貝克特當上肯特伯里大主教，原意是藉著安插心腹在教會的重要位置上，達到控制教會、整頓神職人員貪污問題的目的。他機關算盡，卻棋差一著，沒想到「屁股決定腦袋」這個道理。
各為其主，各安其位。對貝克特來說，當他是宰相時，他是臣服於國君的忠僕；然而，當他成為肯特伯里大主教，他侍奉的卻是上帝。亨利銳意推行《克拉倫敦憲法》，試圖確定皇家對教會法院的控制權，不料卻遭到貝克特的頑強反抗，此舉無疑大大打擊了亨利作為國君的管治威信。若亨利加以退讓，將無法獲得天下臣民的尊重，令政令難以推行。在幾經權衡之下，他決定以鐵腕對付貝克特，實在是無可奈可之下的唯一選擇。
然而，貝克特何嘗不是進退維谷？他身為神職人員的領袖，亦有職責捍衛教會的威信。即使明知同僚有諸多不是，要是他向亨利低頭妥協，勢將引起內部不滿。另外，在信仰層面上，教徒最終聽命的是上帝，而不是國王。當世俗世界與宗教世界出現矛盾時，當中取捨顯而易見。
在此，我們亦必須理清兩個概念﹕宗教與信仰、教權與神權。宗教是世俗的，信仰是精神層面的，正與教權牽涉的是教會這種世俗機制的權力，而神權則是神聖不可逾越的絕對權威。在亨利執政期間，教會亦是已經世俗化的建制，神職人員貪污瀆職，亨利有意整頓，言之成理，只是犯事的人在危機之中拿上帝作擋箭牌而已。準確地說，這是皇權與教權之爭，其實與神權無涉，因為神權不是世俗的概念。偏偏在世俗世界裏，卻形成了皇權與教權兩頭馬車，沒有衝突猶可相安無事地相處，任何一方的利益若被侵佔，無可避免就要決一高下。
政教合一還是政教分離？在世俗世界裡，這個權責一定要搞清楚，不然最終只會落得兩敗俱傷。史載幾名騎士聽得亨利自言自語地咆哮著表示欲殺貝克特後，徹夜跑到大教堂，手起刀落，將貝克特私了。亨利是否真有意思幹掉貝克特，以及貝克特是否真如傳言中凜然受刑，反正是天曉得，也不深究，重要的是這場齟齬的最終結果是，雙方沒有勝負。貝克特雖塊了性命，卻獲得教廷封聖，此舉表面上是教廷力撐貝克特，但教廷何嘗不是藉此挽回教會的威信？而亨利雖被迫懺悔，赤腳走遍肯特伯里的街道，挨肯特伯里僧侶的一陣鞭打，但卻成功剷除了貝克特這個頑敵，而他在位末期，亦成功將英國教會納入他嚴密的控制之下。
可以說，事件的落幕，從精神象徵的層面看，教會吃了風光一仗；但在世俗務實層面而言，皇室卻是贏家。
不管怎樣，在浩瀚的歷史汪洋裏，權力鬥爭從來是不息的話題，並且不斷地以各種型態出現在各人的身邊，並隨法、術、勢的交錯使用而推演著、此消彼長著。歸根結底，都出於人性的脆弱，因為即令是建制，始終是人的建制。唯有良知、自省與關愛，才能令各種權力關係，在充滿缺陷的人性世界，和諧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