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市國立成功大學

希臘古風時期（西元前776 - 479）(作者：her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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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希臘古風時期始於776年的第一次奧林匹亞運動會，終於479年第二次波斯戰爭結束。這時期是希臘始終最富於創造力的時代，構想出以公民為主體的市民城邦（πόλις）來進行種種政治上及社會上的實驗，而最終以雅典的民主政治（δημοκρατία）以及斯巴達的寡頭政權為權力運作之典範，和以παιδεια

及ἀγωγή 的生活形態來教化人民。這亦是一個史詩、抒情詩以及悲劇創作的時代，但思辯性質之自然哲學的興起更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驚人時刻。在這時代結束之前的兩次波斯戰爭以及在這整個時期未曾間斷的海外探險及殖民活動，也使得希臘人之民族自我認同和異種文化之間的瞭解，成為重要且有趣的課題。這些成就為我們更熟悉的古典時期奠定不可或缺的基礎。

簡史

希臘歷史時期開始的一個很傳統訂年是776 BCE。根據辯士Ιππίας of Elis的推算，這是第一次奧林匹亞祭典（ολυμπιάδα）舉辦的日期。這為一般人所接受，而且也甚少懷疑之處，因為八世紀的希臘在許多方面確實是希臘史的轉捩點。首先，黑暗時期鐵器使用被全面性地接受，並以新的技巧來加工製造；字母從北腓尼基移植轉化，變成高度世俗、“民主化”的一項論述工具；海外殖民地開始以系統、組織性的規模開始派遣，而Εύβοια人為其先驅，在750及730分別在西方建立Pithecusae及Κύμη

，在東方建立Al Mina。但八世紀更是政治小規模社區進行合併（sunoikismos = coming together of families），使市民城邦（πόλις）成為結合人群成為主要政治性社區方式的時期；在同時期也見到宗教聯盟（amphictionies）這種超越個別市民城邦之聯盟組織的成立。事實上，法國的學者 特別強調城邦崛起中的宗教因素，因為他們發覺城邦的形成中，時常見到在後來市民城邦之邊界上建立一些神廟，以為定義。這些類似在文明上的復興，不知是否有受到其他地方的影響。例如腓尼基可能不祇提供了文字書寫的靈感而已，甚至還包括那種自主性的市民城邦社區；而宗教聯盟則有以色列的前例。但是無論是否有這些前例的引導和影響，早期希臘社會很快就擁有一些獨屬自己的特徵及體制，絕大部份一直保留到古典時期（479-323 BCE）結束。這些之中包括體育以及以宗教祭典為基礎的體育競賽活動，如奧林匹亞祭典及競賽；體育競技場（gymnasium）的設施，這不僅提供體育的訓練，還提供作戰的訓練，同時也常是“學校”成立之處，如Academy，Lyceum及Cynosarges；宴饗（symposium），一種貴族之集群結社，灌疏以及強化貴族同儕價值的社會場合；同性戀的風氣，包括後來幾乎被體制化的pederasty。至於一些被認為獨屬希臘人的體制如“儀式性友誼”（ritualized friendship, xenia），則可在其他地方見到平行之例証，但是將其官方化為proxenia，則又獨屬希臘。

希臘古風時期（Archaic Age）編年

A. 海外殖民的時代

1600-1200	邁希尼時期
1200	邁希尼文明的崩潰
1050-950	Ionia人殖民小亞細亞沿岸
1000	多利安人入侵（？）
814	迦太基（Carthage）傳統建立的年代 （應被降至約750左右）
800	Lefkhandi 的沒落
776	第一次奧林匹亞祭典及競賽
775	Euboea人在義大利那不勒斯灣建立Pithecusae，開始與Etruria的伊特拉斯坎人及西方接觸；Euboea人與賽普陸斯人合手建立貿易據點（emporium）於Al Mina，北敘利亞Orontes 河口
753	羅馬傳統建立的年代
750-00	以北腓尼基字母為基礎發明希臘字母，迅速散佈到希臘各地；荷馬史詩（750-700）
744-612	亞述帝國的巔峰
735	西西里第一個殖民地（apoikia），Naxos
734-680	Chalcis與Eretria之間的Lelantine War，牽涉希臘許多國家，並造成Euboea影響力的消退
733	哥林斯建立Corcyra 及Syracuse
730-10	斯巴達在第一次Messenia戰爭征服Messenia
720	南義大利殖民地Sybaris建立 ；Chalcis殖民北希臘Chalcidice半島；希臘人往黑海海峽區域發展；亞述帝國Sargon征服Cilicia和敘利亞；以色列王國滅亡 (於722)
696	亞述攻佔Tarsus
683	雅典執政官名單開始
675-50	重裝武兵方陣兵團戰術的擴散
675	Lycurgus在斯巴達進行改革 (? or ca. 600?)
670	南義大利Epizephyrian Locri 的Zaleucus為西方最早的立法者（nomothetes）；亞述帝國勢力稍退
664	希臘開始以傭兵或商人的方式與埃及交通；Psammetichus I (664-10)在埃及建立Saite王朝
657-25	哥林斯之Kypselus的僭主政治
650-20	斯巴達進行第二次Messenia戰爭
650	Sicyon之Orthagoras的僭主政治；希臘人開始定居黑海；斯巴達的愛國教化詩人Tyrtaeus活躍
640	Megara之Theagene的僭主政治
632	雅典Kylon失敗的政變
630	北非殖民地Cyrene之建立

B. 僭主的時代以及斯巴達在婆羅奔尼撒半島的霸權

625-585	哥林斯之Periander的僭主政治
625-00	Thrasybulus為Miletus之僭主
621	雅典Dracon編訂法典
600-570	Cleisthenes為Sicyon之僭主
600	利底亞人摧毀Smyrna；Phocaea人建立Massilia；雅典自Megara贏得Salamis
595-86	為控制德爾菲神殿及神諭發動第一次神聖戰爭
594	梭倫被選為執政官及立法者以應付雅典政經危機
583	哥林斯僭主政治的結束
582-73	四大泛希臘祭典及競賽的成立（Pythia582, Isthmia 581 and Nemea 573 [Olympia already in 776]）
560	斯巴達與Tegea間的一連串戰爭以締盟結束；斯巴達改變直接兼併的政策，改為霸權式的聯盟，即後來的婆羅奔尼撒聯盟
560-56	Peisistratus在雅典的第一次僭主政治
556	Chilon為斯巴達之監政官，負責執行反僭主的政策並促成婆羅奔尼撒聯盟的成立；Sicyon僭主政治被推翻；德爾菲神殿被焚燬
546	斯巴達在Battle of Champions打敗阿戈斯（Argos）；Peisistratus在Pallene打敗對手，建立第二次僭主政治
545	波斯攻佔Sardis，消滅利底亞王國；波斯征服Ionia的希臘人
540	Alalia的海戰終結Phocaea在西地中海的海上霸權
535	Polycrates為Samos之僭主
534	雅典城邦酒神祭（City Dionysia）第一次表演悲劇
530	哲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 of Samos）活躍於南義大利；畢達哥拉斯的兄弟會（hetairiai）在政治上極為活躍
528	Peisistratus之死;由其長子Hippias接任
525-23	斯巴達遠征Samos；Polycreates的下台
524	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在Cumae被希臘人打敗
521	大流士（Darius）控制波斯
520-490	Cleomenes I為斯巴達國王
518	雅典與Plataea之聯盟引起底比斯（Thebes）強烈不滿
514	Harmodius 與Aristogeiton在擴大泛雅典娜祭典謀殺Hipparchus (Hippias之弟)，演變為Hippias之高壓統治；大流士之Scythia遠征
512	大流士征服色雷斯（Thrace）
510	Hippias被逐出雅典
508	Cleisthenes在雅典的民主改革
506	斯巴達干預雅典失敗；雅典同日擊敗Chalcis及底比斯
499	Ionia人反叛波斯
498	雅典與Eretria回應小亞細亞希臘人的請求出兵干預並焚燬Sardis
494	Lade之役；Miletus被攻佔；Ionia人反叛失敗；斯巴達在Sepeia打敗阿戈斯
493	Themistocles為雅典執政官；Piraeus港開始修築foundation of the port of Piraeus；對Phrynichus的《Miletus之淪陷》（The Capture of Miletus）罰鍰

C. 波斯戰爭

490	第一次波斯戰爭；Eretria被毀；馬拉松（Marathon）戰役
487	喜劇首度在雅典城邦酒神祭表演
487-85	埃及反叛波斯；大流士之死（486）及Xerxes繼位，隨即平定埃及
487-83	雅典實施陶片流放（ostracism）；雅典與Aegina之“沒有公告”的戰爭”到達最高潮
483	在Laurium發現銀礦，用於興建艦隊
480-79	第二次波斯戰爭；Artemisium及Thermopylae戰役；雅典淪陷，Salamis島戰役；迦太基入侵西西里，於Himera被Gelon of Syracuse打敗；Plataea及Mycale戰役；波斯戰爭結束

（一）從邁希尼文明到市民城邦

邁希尼文明之得名乃源自於Heinrich Schliemann 在邁希尼所發掘之壯觀遺跡以及豐富寶藏；但第一次進行系統性整理以及定義則是在Christos Tsountas 之手中完成。……線型B文字的解讀歸功於1952時Michael Ventris及John Chadwick； 這些資料回答了一些考古發掘所帶來的問題，但同時也提出新的。線型B文字為後來之希臘文的原型似乎無可置疑，但它是套以音節（syllabic）文字為主，並非針對希臘文而設計的一套書寫。至於在克里特島另外發線的線型A文字（約3,000餘片），則似乎是記錄邁諾文明所使用語言的書寫工具，但因為對那套語言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所以解讀的工作仍然一籌莫展。此外，雖然有人說我們所擁有的線型B文字是某種的“檔案”，但它們並非我們所熟悉的檔案意義；它們是在邁諾文明，或更正確地說，在Pylos及Knossos被毀滅之前一段，應該以月來計算，的倉儲記錄，而可能因為它們在宮殿被摧毀之際，恰好被好焚烤，因而得以保存下來。所以這些線型B文字泥版是代表宮殿在被摧毀之前一段時間的記錄，而且我們也不知其代表性如何，更何況對邁希尼，別奧須亞及其他可能地點，我們並沒有任何可差堪比擬的資料來做判斷，所以要去求得稍微全面性的了解，並非文獻所能及。此外，對這些文獻我們遇到與在處理其他文獻會遇見的問題。例如te-re-ta。這個字經常出線在線型B的文獻中，而它至少有四種意義：(1)祭司；(2)諸侯或在封建制度中的人；(3)構成地方社區之人或其中的一個人，damos，並且承受稅負；(4)僕役。但儘管這些困難，線型B文字仍然提供給我們一個大致的邁希尼社會輪廓，一個大體上應該得到大多數人同意的圖像。

荷馬的史詩

希臘人在傳統上認為有位叫荷馬（Homer）的盲眼詩人，完成兩首史詩（epic）《伊利亞特》及《奧德賽》，但除了對這點看法有普遍共識之外，對究竟荷馬是誰以及是否同一個詩人完成這兩首作品，還有年代地點等，都有諸多不確定之處。這兩首史詩都是在文字尚未出現或剛剛出現時完成（約八世紀BCE中），基本上是口述傳統之下的產品。“荷馬的”史詩（Homeric epics）在古代希臘，甚至羅馬，都是最被尊重推崇的詩作。它們不僅影響文學的傳統，而且也在詩中提出對所謂“英雄時代”（heroic age）的願景；在後來的前古典（Archaic Age, 776-479BCE）及古典時期（Archaic Age, 479-323BCE）中，希臘各市民城邦（polis）各有其不同的宗教節慶以及教育等體制來表演史詩（見柏拉圖Ion），使得荷馬的史詩成為希臘文明中最廣泛的優勢論述，塑造了整個古代希臘社會的性質。

荷馬的社會

在這黑暗（或幾何）時期我們考古上的遺跡在數量上頓減，然而我們有兩首被歸之於盲詩人荷馬的史詩，《伊里亞特》及《奧德賽》，而這兩首史詩是往回追溯那已經消逝銅器時代的邁希尼文明。荷馬史詩似乎立即呈現給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

(1) 史詩做為史料，其所指的社會是如何的、那種的社會，以及

(2) 就何種程度而言，荷馬史詩可做為史料。

根據傳統的說法，大多數學者認為荷馬史詩“或多或少”（─我偏向於“少”這邊一）對那已經消逝的邁希尼社會做出忠實的反映；荷馬史詩，可與考古學証據以及線型B文字一起用為重建銅器時代之希臘人生活及社區的主要史料。雖然荷馬史詩的傑出以及權威，使得這樣的說法曾受到普遍的接受，但可能禁不起進一步的檢驗。Milman Parry的史詩理論，認為在口述傳統之中，吟遊詩人（包括荷馬）在“吟唱”他們的詩歌時，所留下的是從邁希尼時代以降，直到八世紀結束，史詩開始被寫定下來之時，這段時間中層層不同時代的資料，於是乎荷馬史詩之中常有時代錯置的物品及體制被並置。

荷馬史詩中的相關史料

在你們之中我將說出那些精美的禮物：七個尚未被火燒灼過的三角鼎器，十泰倫的黃金，二十個閃亮的烹鍋，十二匹贏獎的駿馬，牠們的快腿已在競賽中獲得勝利〔…〕，而我將會贈送給他七個手工精細的女人。〔…〕這些將是我所餽贈的，而在之中將有我當初從他之處搶來的Brieseus之女；此外，我將宣下重誓，我未曾與她上床，向她求愛，而這在人類之中，男女之間，乃經常發生之事。所有這些在此時、此刻均由他支配。但假如若允許我們有一天攻略Priam偉大的城市，且在我們希臘人（Achaeans）分配戰利品之時， 讓他前來，讓他的船隻堆積黃金及銅塊，讓他挑選二十名特洛伊的女人，僅次於阿戈斯之海倫的最美麗女人。而假如有一天我們能夠抵達在Achaea的阿戈斯，這所有土地中最為肥沃者，且讓他成為我的女婿。〔…〕我在那建造堅固的宮殿之中有三個女兒，Chrysothemis, Laodike及Iphianassa，且讓他帶走任何一位他想到Peleus的宮殿之中，無需給我任何結婚的禮物； 我反而將提供許多令人歡心的禮物，一個人從未如此送給她的女兒。我還將送給他七座人口稠密的城鎮。〔…〕人們居於該地，羊隻牛隻眾多，對他將如對神明般地提供許多獻禮，並且在他的統治之下，將帶給他豐富的稅收。

（二）何謂市民城邦(polis)？

希臘古風時期市民城邦的崛起

在荷馬《伊里亞特》中，我們發覺有某種部落組織是荷馬所描繪之黑暗時期中的主要政治組織型態，這些是由國王來統治他們的臣民；在這些王（pl. basileis; sing. basileus）之中有位較大的王叫Agamemnon，類似封建制度中的君王。雖然如此，他卻有義務去徵詢（─無論這是習俗或其他緣故─）他同儕國王有關共同關切之事。這些國王形成一個固定的議會，而在議會的辯論時，王笏被交到發言人的手中，象徵其言論自由。Agamemnon在這種描述之下固然強勢，但已不似一位邁希尼文明中的wanax。當我們進入古風時期，我們不復見到類似的黑暗時期國際性組織，而祇看到許多獨立自主的市民城邦。在史詩中Idomenus被稱為克里特島之王，但是在古風時期卻祇有許多市民城邦林立。發生在克里特島上的亦發生於整個希臘大部份的地區，或至少在那些於前古典及古典時期希臘史扮演重要角色的地方，如婆羅奔尼撒，除了西邊的中部希臘，南義大利（“大希臘”Magna Graecia），西西里島除了西邊一角（由迦太基人控制），色雷斯海岸，黑海海峽區（Propontis），黑海區域（Pontus），小亞細亞愛琴海沿岸，愛琴海上諸島，以及上面已提到的克里特島。所有這些地方都散佈著市民城邦這樣的組織，而據估計（如P. J. Rhodes）在愛琴海盆地及其週圍約有700餘個poleis；假如我們包括外圍的部份，那這個數字可多達千餘個。

家庭與其他親屬組合

市民城邦的基本單位是家庭（oikos）。Oikos不僅代表居家在實質上的存在，也代表了對家的概念；它包括了這個家庭的所有成員，無論是生的死的，自由的奴役的。它做為一概念特別強調世代的延續，因為家庭的主要功能是要複製合法的後代子孫來繼承家產，而這點是為了家庭在經濟的延續性。這兩種延續性─世代及經濟─更引申了家庭在地理上的延續性，亦即家庭與其最先所在之處所的關係至為密切。

Oikos，在英文時常翻譯為household，是古代希臘社會、政治及經濟的基本單位， 但是它與這些較大之政治及經濟結構之間的關係卻是依不同地區而變，並且依時代而變。在某個層次上它是一個血親或／和姻親（affines）所構成的同居團體，而在這種親屬族群中，以父系為世系（patrilineal）較之母系更為常見，因為希臘的婚姻是以男性之居所為居所（patrilocal），亦即女性通常會在婚姻之後遷居到她丈夫的家及家庭。雖然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僅含父母及其子女）或許構成oikos的核心，但有許多證據支持stem family的存在，即核心家庭再加上祖字輩的人，以及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的存在，特別是包括了未婚之女性親屬（如姑姑、姊妹、姪女以及表堂姊妹等）。

對城邦起源的探討

為什麼市民城邦在希臘黑暗時期結束之後成為希臘世界最典型的社區生活形式呢？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I.1252a24-1253a7中對這問題提出一種演化性的觀點，看待城邦之興起為一種有機生物朝它最後成熟之形體發展的過程：從個別散居之個人，然後結合成一個家庭（oikos）（這是男女由於生理上追求自給自足之需求而以婚姻之形式結合而成），然後到村鎮聚落（kome），然後再到polis。亞里士多德如是說：

「在這主題，正如在所有其他的一般，我們將會發覺最好的探討方法是開始之初來著手，並以它們如何成長來思考。首先，無可避免地那些缺乏彼此便無法生存下去者，將會形成某種的結合。例如，男女如此做，以繁殖物種：這並非來自於意識性的選擇，而是來自於共通於所有動物及植物的自然本能，要留在後世某些與他們有關連者。另一個例證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自然結合，以求他們彼此的保護：很自然地，那行使智慧及遠見的能力，將屬於統治及支配的成份，而具有勞動能力的伙伴則將會是個臣屬之人，而因此是自然成為奴隸；於是主人與奴隸具有相同的利益。在女性與奴隸之間有自然上的差異。……」

Polis為Politeia：古代Demokratia與現代Democracy

或許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強調古代希臘對政治之概念以及希臘市民城邦（polis）做為一政治體制，對我們的那種陌生及怪異。在Weber, Hasebroek及Finley之後，在研究古代希臘之中，這個似乎已成為一個必然的命題：古代希臘經濟、社會、文化及其他一切都以政治性的polis，一個根據politeia的體制，做為其母體（matrix）。

Politeia本身是個常見但困難的辭語，而根據Cartledge，它可意謂或是“公民權”，或是“生活方式”，那種將人們結合成一個叫polis的道德社區；而從這裡我們可以推論到所謂的polis就是掌控其中所有權力，並同時構成這國家及社會的那群公民（politai）。除了少數及無關重要的例外，希臘市民城邦並沒有所謂的官僚體系，沒有被賦予長期職權的官職，沒有專業化的軍隊，而且由於輪流執政之故，似乎在公民中區隔出統治者及被統治者毫無意義。此外在現代由於國家及社會之差別而有的角色分化，在市民城邦中亦似乎不甚明顯。根據市民城邦的意識型態，在“原則上”公民本身是同質性的，皆被認定為是希臘、男性、成年、有logos，而且最好是經濟上獨立的小農。

Ethne（部落族群）

在古風時期另一種社區組織方式稱為ethnos（sing; ethne, pl.），英文常譯為nation或tribe。Ethnos是種同時與polis存在的一種政治社區，但在古代史料中甚少被提及。Ethnos的形式頗多，沒有單一的定義可以定位它。它有這基本事實的特色：與擁有完全自主的polis相比，在ethnos中不同組成部落交付出部份的政治權力（通常是對外戰爭及外交關係）給一個由各社區共同組成的大會。他們的居民於是乎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區域效忠。最明顯的例子是Aetolia。修昔提底斯說在426年：“Aetolia之部落族群（ethnos）雖然人數眾多且勇武善戰，但是居住在沒有城牆的村落，散居各地，而除了輕裝武器之外，沒有其他。”Aetolia共有三個部落來構成，每個部落各有其自己的領土。他們除非在宗教場合以及當他們必須聯手合作以對付外來勁敵的場合，才會聚在一起。另個例子是Achaea。希臘化時代史學家Polybius說Achaea由12個城邦所構成，但在希羅多德則是由12個部份（merē）所構成。這暗示polis這體制到達Achaea的時間甚晚，而之前祇有如Aetolia的政治組織。我們或許有道理說ethnos可能是種較市民城邦不發達的政治體制（關於這點一些人當然有異議），而且在前古典及古典時期Aetolia及Achaea皆的確被視為希臘世界中文化落後之地。

在市民城邦文明中語言文字的世俗及民主性質

市民城邦做為一公共論述空間（public discursive space）影射了logos，論述（discourse），乃是優於其他的政治工具。論述，logos，是國家權威之鑰，是說服、命令、統御他人的政治工具。這種logos所具有的力量被希臘人神格化為Peitho，說服女神，它將在某些宗教場合中所使用之咒語秘言以及邁希尼時代之wanax在做出任何宣佈之時所具有的效能給展示出來。但logos更超過這些，因為它預設了一個它得以運作的論述空間以及它所訴諸之對象，以及其他logoi之出現。而就是在這種具體化為市民廣場的公共論述空間之中，由一群被認為具有logos（discursive reason）之公民間，所進行之種種logoi（arguments or discourses），並由純粹屬於人為之決定來評斷所被貢獻之logoi的說服力，因而確定某一位公民勝過他的對手。在五世紀的辯士運動中，首席學問修辭學（rhetorics），之所以所向披靡，即因為它是種經營logos的學問；任何有錢有閒有野心的貴族子弟當然不會放棄辯士大師如Protagoras of Abdera, Gorgias of Leonitini或Hippias of Elis的到訪、演講以及授課。

市民城邦（polis；複數Poleis）

市民城邦，希臘的城市國家。市民城邦是希臘城市生活的獨特型式；它主要的特徵有小規模，政治自主，社會同質，社區意識，以及對法律的尊重。它可以與之前的邁西尼宮殿經濟，以與在北方希臘許多地區仍然持續存在的民族部落（ethnos）相對比。市民城邦在晚期的黑暗時代中堀起。它出現在荷馬史詩之中；而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考古學遺跡（公共空間，神廟，城牆，公共設施以及城鎮規劃）在八世紀到七世紀之間，在逐漸增多的地點出現（例如，舊的Smynna以及Eretria）；在七世紀間和平放棄較小的地點以及鄉間地帶在考古證據上的普遍衰落，都顯示出在個別之市民城邦基地有早期城邦聯合（synoicism）或人口集中的現象發生。在新區域建立有組織之聚落社區並非獨特之情形，而是屬於這相同過程的一部份。

公民權

希臘的公民權源自於兩個分別的但卻相關成份的這種概念：（a）個別的國家是個具有疆界，持續存在以及決策權力的「東西」，以及（b）它其中的居民以共同所有人的身份參與它的生命。第一個成份是國家形成之種種不同過程所產生之產品，這個侵蝕以個人為族群之領袖所具有之權力，而將其透過逐漸增加任期有限之官員或職務來加以集中以及行使；首先這現象是由polis這個字被加以延伸使用來顯示，之後polis衍生出更為抽象之詞語politeia，「政體」，「憲法」或是「共同體」。第二個成份則是來自於一個非正式，但不可或缺之角色，這個荷馬已經將之形容為在社區生活之中由demos（領土或聚落以及其中之居民）以及laos（以角色來定位之人民─尤其是軍事性質之角色─以及其間的關係）：這些以種種之方式反映在早期的文獻之中，如ML2（克里特島上之Dreros），ML8（Chios）或是斯巴達之Great Rhetra（Plutarch, Lycurgus 6），它最後被正式化為polites（公民，Citizen）以及公民大會（ecclesia, apella等等）做為一種體制。將這兩個成份給融合起來可見之於如是基本的表達：「參與政體」（to have a share in the polity）（metechein tes politeias），這樣的表達在希臘文獻中甚為廣泛。它隱涵所有公民皆能參與公共職責（決策，作戰，審判，行政等等）以及分享公共特權（接觸到土地，分配或是權力），宛如他們是公司之中的股東。

市民城邦之相關史料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Ⅲ.1277b1-17

(A)在一些國家中，工匠技師（demiourgoi）曾經被排除在官職之外，這是在基／激進型態之民主體制被建立的時代中。那些必須承受剛提及之規定的人，他們所從事之職茉，不得被好人或政治家或是好的公民來了解研究，除非是在偶然之間以及為了要滿足某種的個人需求，而在這種狀況之下主人與僕人的區隔必將消失。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VII，1328b37-1329a2

(B)根據這些原則，很明顯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具有理想政體的國家 ─ 這是一個以絕對正義之人，而非僅是依據某種特定標準而正義之人，為其成員的國家 ─ 不得擁有以工匠技師或零售販賣為業謀生之人為其公民，因這種生活乃是卑賤的且不利於道德美善（goodness）。同樣地這個國家亦不得使其從事於農業：閑暇是必須之事，可供在美善方面有所成長，並且可供進行政治活動。

（三）希臘海外殖民

在德爾菲一些富有的城邦會貢獻珍寶給這個“地球之臍”（navel of earth），感激它的守護神阿波羅所發佈的神諭，而這求取神諭的許多目的之一乃是有關殖民地的設立；這些珍寶被典藏在沿著神聖之路由個別城邦所建立的寶藏室 之中。在德爾菲的寶藏室就考古上而言，算是保存最佳者。但Pausanias亦提到他曾拜訪過的奧林匹亞亦有十二間寶藏室，當時其中十間完好，不過所有這些今天祇存地基。這十二間寶藏室分別屬於地峽地帶的Megara及附近的Sicyon；其他七個則為殖民子城。這包括拜占庭（在博思普魯斯（Bosporus）海峽左岸，介於黑海（Pontus）及馬爾馬拉海（Marmara Sea）之間），Cyrene（在北非的利比亞），Syracuse, Gela及Selinus（於西西里），Sybaris及Metapontum（在南義大利）以及Epidamnus（今天亞德里亞海岸右岸，古代Illyria之處）。這似乎透露出有關古風時期希臘海外殖民兩個值得注意的事實：這些被殖民的子城大多數都相當地富庶，而且她們涵蓋了東地中海以及古代所稱的大希臘（Magna Graecia）。事實上我們還可以將這殖民活動的觸角往東延伸到Trapezus，這位於黑海之東端，以及法國南部的馬賽（古代的Massilia）。這些禮物的貢獻也代表這些子城對母國文化及宗教活動的高度參與。

對“小希臘”觀點的批判

許多早期古代希臘史的學者在開始古風時期之政治、經濟及社會史時，多會假設在此之前存在一個大體而言是“內視”以及孤立的希臘族群社區，而這些族群恰巧分佈在一個地理景觀上多變異的東地中海愛琴海盆地上。這個在種族血源上一致的族群團體稱之為希臘人，似乎在所謂黑暗時期的結束之前，存在在一個很有限的生活空間之中，這裡的境界是狹隘的，而每件事都是有限、野蠻、短缺以及原始。之後的古風時期以及希臘市民城邦的出現，被了解為一種解放、開展、燦爛以及遠大宏偉。這種對所謂黑暗時期之歷史的處理方式，類似神話中的“早期人類”神話，一種重建的論述來解釋有關史前的性質，而歷史則與之形成一種對位的關係，以先前之原始簡單對立於後來之繁複發展。在希臘史中為了要解釋前古典歷史時期的到臨，這個神話需要一個突然而且沒有被充分解釋的境界突然變廣而且接觸突然頻繁，而這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於是乎我們聽到希臘人開始以海外殖民的方式來探索他們的週遭世界以及遇見腓尼基人，旅行到黑海及巴塞隆納等等。希臘市民城邦在古風時期的崛起宛如晴天霹靂，沒有任何期待，便告到臨。這種解釋模式設法要為古風時期之何以是如此來給個理由，但它需要被辯論徹底，而非當做一個潛伏在後的背景預設。這種解釋的模式似乎可以被了解為meta-history（後設史學），而希臘人本身即是這種思考路徑的先行者，因為他們常見自己形容為具有理性之人，而市民城邦為文明的空間，而這又對立於“野蠻人”的簡單及粗鄙，其方式正如奧林匹亞這些帶來文明的諸神，之對立於“之前”土生土長神祉以及泰坦神，而這種文明對立野蠻、文明替換野蠻的情形清楚地見諸於所謂的神界繼承神話。歷史被看待為某種革命的結果。這個解釋的模式其用意其實還是要視古風時期之出現為某種預告，已經先存在那裡，並且拒絕古風時期與所謂黑暗時期之間的連續性。黑暗時期之存在，純粹是為了提供對照的背景，本身其實沒有值得之處。這種看待由黑暗時期浮現進入古風時期為一種由靜而動的過程，但我們希望以一種較為全面動態的（kinetic）觀點來重新檢討以上的觀點，進而反省“小希臘”之處理希臘史是否恰當。

海外殖民之相關史料

哥林斯據說因為她的貿易港口而被說是“富有的”。她位居地峽，並控制兩個港口，其中一個面向亞洲，而另一則朝向義大利。對那些居住在彼此相隔如此之遙的人來說，這兩個方面所航行運送的貨物，在進行交易時於是變得容易。正如在以前，通常來說西西里島的海峽對航海之人都具有危險性，所以同樣在大海上亦如此，特別是在繞過Malea海岬之處， 因為有逆風之故。因此有如此之諺語：“當你繞行Malea海岬，忘掉你回家的路”。因此對來自義大利及亞細亞的商人來說，能夠避開繞行Malea的海上行程，並在哥林斯當地卸貨，是件值得歡迎之事。同樣地，對由婆羅奔尼撒輸出或輸入之物品徵收稅捐是在那些控制地峽之人的手中。這種狀況自古以來一直如此，但哥林斯人在後來所獲得之利益更進一步地增加。因為在地峽那裡的宗教慶典及競賽吸引許多人潮，而Bacchid家族在建立僭主政權之後， 變得富有、人口眾多並身世顯赫，掌權幾達二百年之久， 並毫無限制地利用這貿易的港口。

（四）泛希臘主義之興起

泛希臘主義（Panhellenism）是一種認為希臘人之為希臘人彼此的共同之處，以及他們與野蠻人之區別，勝過使希臘人彼此之間有所分別的意思。這個字雖然已經出現在荷馬《伊利亞特》及赫希爾德《工作與時日》，但這個字開始有強烈的實際意義則在希臘人（雅典及Eretria）於490年抵抗波斯人之第一次入侵，希臘聯盟於480-79抵抗第二次波斯入侵，還有提洛提盟做為希臘聯軍持續對波斯進行戰鬥。後來在婆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的四世紀，開始有人提出希臘人最偉大的日子其實是當他們團結起來，共同抗拒波斯，而非彼此互相內鬥；希臘人之互鬥無異於自相殘殺之內戰；所以欲恢復昔日光榮，必須號召全體希臘人來對抗波斯。這樣的辯論在奧林匹亞競賽這種泛希臘的場合曾由辯士Gorgias及演說家Lysias提出，而且成為Isocrates作品中不斷出現的主題。由馬其頓菲力普二世所規劃，但由其子亞歷山大三世所完成之遠征波斯，在部份上乃受到這種理念所激發。

德爾菲（Delphi），宗教聯盟（Amphictiony）以及德爾菲神諭

德爾菲乃是希臘四個泛希臘（Pan-Hellenic）性質的神殿（其他則為Isthmia，奧林匹亞以及Nemea），位於Parnassus山的南坡低處，此山約在哥林斯灣水面610公尺之上。在銅器時代結束時，在阿波羅的神殿中有明顯廣泛的邁希尼聚落；這在被放棄一段時間之後，又於十世紀時再度被定居。最早的奉獻物，大約被訂年於800年。在神殿於七世紀末正式興建前，原來的聚落可能被遷移到他處。在考古學上最早的關連似乎是指向哥林斯及Thessaly。六世紀時的荷馬式《致阿波羅之頌》（Hymn to Apollo）提到阿波羅挑選克里特島人來做為祂的祭司，而且早期屬於克里特島之金屬製奉獻品亦在此地被發覺，但克里特島之奉獻品有可能是透過哥林斯人而到達此處；至於克里特的祭司或許是被捏造的，因為克里特的遙遠，但這預期、顯示了德爾菲神殿的泛希臘性及非地域性。與之相關之Pythian Games則首度可能於586年，第一次神聖戰爭之後舉辦。

（五）希臘古風時期一些重要的市民城邦及地區

Euboea

阿戈斯（Argos）

富有之哥林斯（Aphneios Corinth）

Sicyon

Aegina

Megara

Thessaly

阿卡底亞（Arcadia）

底比斯與別奧須亞聯盟（Thebes and Boeotian League）

（六）古風時期的社會及經濟

我們已經提及古風時期的主要財富來源仍為土地，而且基本上仍是以農業生產為主；希臘市民城邦意識形態亦自認為一農業文明（與野蠻人的游牧、放牧相區隔），而在社會組成上是由一群中小農公民所構成。在古風時期所發生的社會、經濟危機也多與土地之問題有關，而所採取之改革亦多屬該方面的措施。

從八世紀起希臘見證到人口上的長城；這可由聚落在數量上及規模上的增加，以及埋葬人口的增加，來做推斷。這人口上的成長是相對性而非絕對性的，可顯示出死亡率的降低和／或因市民城邦之出現而改變喪葬習慣，使得人口之“可見度”增加。但是人口增加卻是市民城邦做為一體制之出現的必要預設。另方面，因人口增加所產生的壓力更因土地之不平均分配及持有，以及所有財產在繼承轉移時，平均分割在所有繼承人之中，這對小農傷害尤其地大，這些在赫希爾德的《工作與時日》之中有所提及。 我們當然可以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如富有之貴族地主貪圖鄰近小農之土地，企圖大肆擴張自己持有之範圍，並增加可供支配的依賴性勞動力（dependent labor）。這些現象同樣地亦可於赫希爾德及梭倫的作品中見證到；他們透露出這些是如何進展惡化。但在進行討論時，我們要切記這兩位見證人之間在年代上相距約有百年之遙。

古風時期的戰爭

在荷馬史詩所描述的戰爭之中，戰爭的型態多半採取一對一的決鬥，例如Diomedes對付Aeneas，或Menelaus對付Paris，或Achilles對付Hector。這是因為在荷馬史詩中戰爭是由少數的戰士貴族來進行，唯有他們才能讓自己裝配昂貴的武器及裝備；個人的勇武較之組織及策略來得更為重要。在荷馬史詩之中所有的戰士皆被交待名字以及家系，甚至上可追溯到奧林匹亞諸神之一，並不足為奇；這部份是因為荷馬史詩世界中的理想人物是英雄，而英雄以追求個人之榮譽（kleos）為其畢生之職志。Achilles在年老長壽但莫莫無名以及光輝燦爛但英年早逝之二種選項中，寧可選擇後者，即代表如此之英雄價值。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價值觀常具有反社會之意涵。當我們進入古風時期，唸到Archilochus或Alcaeus的詩作時，我們對其中所進行之作戰方式以及所涵之道德觀，仍感覺到相當地“荷馬式”。在Lelantine戰爭，這號稱古風時期最早的大規模戰役之中，似乎在這方面仍然如此，但規模則較為擴大。然而這種英雄對決的作戰方式在與時俱進之中，逐漸沒落；相反地，我們逐漸在有限的史料之中，發現到“重裝武兵”（hoplite） 的使用以及這些戰士被組織成所謂的“方陣兵團”（Phalanx）。古風時期重裝武兵及方陣兵團的崛起，除了在軍事上，在政治及社會上均有深遠的意涵。

希臘僭主（tyrant）

就是這種“革命性”、“激／基進性”的特質，使得這些領導人成為僭主，而其權力來源是否合法，似乎變得次要。事實上，對希臘人而言“僭主”一詞具有對現存狀況（status quo）進行激烈及激進之挑戰及質疑。我們因此不用覺得奇怪，在羅馬晚期共和史，打開政治潘朵拉瓶子的格拉古兄弟（Gracchi），在他們進行激烈之改革時，被保存直接以rex，或用希臘文的對等詞，tyrannis，來指稱之。希臘悲劇的Oedipus Tyrannos，常被翻譯為Oedipus the King，這裡的King完全剝奪了Oedipus在悲劇中被認為乃是超越凡人，無論是他為城邦之神聖拯救者或是殺父娶母之污染者，的極端性質。就改革之觀點來說，我們於是乎同意E. Hussey所說：“僭主的時代即為立法者的時代”， 即他們在政治上的崛起皆為古風時期城邦政治演化失調所造成的外來干預，因為社會正處於困難的過渡期。而僭主最常將矛頭指向少數貴族家庭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因為他們世襲的性質不願屈服於公民社會在逐漸形成時，所要求的權力分享。

古風時期奴隸的相關史料

（138）我們的先祖（註5），當他們在立下規範，節制我們的習性以及因為自然天性而發生的行為，禁止奴隸去做那些該由自由人來做的事。法律如是說：“一個奴隸將不被允許在摔角學校運動或給自己塗油。”它並未接著說：“但自由人將可以給自己塗油和運動。”這是因為當立法者見識到運動體育可以帶來的好處，這些立法者禁止奴隸參與享用，立法者認為在這禁止奴隸之時，他們已經用相同的字語來邀請自由人來參加。（139）同一個立法者又說：“一個奴隸不得成為一個自由男孩的愛人，亦不可跟隨著他，否則他將會遭受五十下公開的鞭笞。”

（七）斯巴達幻象

“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蝟祇知道一件”。─Archilochus

斯巴達在西元前七、六世紀擁有希臘世界最強之市民城邦的名聲，然而在第二次波斯戰爭之後，當小亞細亞之希臘人要求她來領導對付波斯，斯巴達卻在初步挫敗之後拒絕這種領導的機會。這種現象使得希臘世界從古風時期（Archaic Age）中一個獨霸的斯巴達，處於一個希臘世界重心的婆羅奔尼撒之中，逐漸轉移成古典時期（Classical Age）的雙軸世界，一方面是希臘大陸，而另方面則為愛琴海及小亞細亞西部海岸。而雅典所在之亞提卡（Attica）由於面向海陸兩邊，擁有關鍵性的戰略地位，於是在五、四世紀主導希臘史的進程。雖然斯巴達在婆羅奔尼撒戰爭中由於許多運氣，斯巴達人特有的頑強堅持以及，最重要的，波斯人大量的金錢及武力干預之下，打敗雅典，斯巴達仍舊無法證明她有能力擔當整個希臘的領導者。這種未來的發展以及其所具有對斯巴達系統之意涵，或許在評估斯巴達為一市民城邦時，常常被忽略，因為她在古風時期歷經改革後的名聲如此之高，而且創造出一種許多人服賡的人類社會願景，eunomia（= good law and order，良好的法律及秩序），甚至使其成為希臘首屈一指的強權。斯巴達成就在許多地方吸引人類的羨慕以及反省。

第二次Messenia戰爭結束以及婆羅奔尼撒聯盟的建立

所有這些如agogē的教育改革以及政治和軍事改革都是在國家面臨威脅時進行，而這些事實上創造出的是一個更為內省及排外的國家。著名的斯巴達重裝武兵與其說是對外之擴張工具，倒不如說是對內鎮壓農奴之警察武力；agogē以及相關體制是為了達成如此之目的。這整個改革的過程當然並非一時之間即便完成，所以歸諸如雅典神話人物Theseus或梭倫之屬的立法者Lycurgus，並非最智之舉。更可能地，它是個冗長努力調適的過程，或許是由一連串有限的改革所加總起來的，在長達或許50年的期間逐步形成，而在約600年左右時達到它古典時期所知之形式。當其他市民城邦深受內爭（stasis）之苦，斯巴達以其相對廣泛之參政基礎，以及豐富資源，建立了不僅以軍事武力聞名的政權，更以其政治智慧以及eunomia而為希臘人所仰望。梭倫在雅典進行改革時，似乎亦以斯巴達為典範，因此提出eunomia的改革口號。 所以改革後的斯巴達再度征服Messenia，將其置於更嚴格控制之下。雖然有零星抗拒的口袋陣地，但故事算是結束。

Re:斯巴達幻象

斯巴達相關史料

Lycurgus那時注意到斯巴達人正如其他的希臘人一樣都居住在家裡，而他也了解到這是造成他們將大多事太等閒視之的原因，他於是把公共聚餐（syskania）帶到公眾之中，認為這將會使得對命令之不服從，給降到最低的程度。他配給他們一點數量的穀物，所以他們既不至於過度飽足，也不會流於飢餓。但他們也可以從狩獵的活動中得到許多附加的食品；偶而之間，富有之人也會貢獻小麥（而非大麥）做的麵包；所以餐桌上從未貧乏，除非直到他們離去，獨自返家，但它亦沒有被過度奢華地提供。他還禁止強迫式的飲酒，這既傷害身體又不利於心靈，而他僅允許人們在口渴之時飲酒，認為這將是帶來最少害處而且是最愉悅的飲酒方式。所以一旦以此做為聚餐進行之程序，又如何有人能夠因為貪食或醉酒來毀壞了他自己本人或是他的家庭呢？當然在其他城邦之中，通常的情形是年紀相同的人被聚集在一起（─這是要求得體面之行為最糟糕的方式─），但是Lycurgus在斯巴達卻將不同之年齡群加以混合，所以在大部份的狀況之中，讓較年輕的人可以因為他們長者之經驗，而有所受教。而且在事實上，因為斯巴達人習慣在聚餐桌筵之間的說話主題乃是在市民城邦之中所成就之偉大事功，其結果便是甚少或是沒有倨傲不恭，甚少或是沒有酒醉亂性，在行為及言談中甚少或是不見傲慢無禮。

（八）前古典時代之雅典

從考古上的證據，亞提卡在進入古風時期之初曾有一段繁榮的時期，然後進入一段時間的低潮；在700到640年間又逐漸恢復繁榮。在當時雅典尚未發展出海洋的興趣取向，亦未從事任何明顯的海外殖民活動；另方面在亞提卡之內似乎正孕釀某種社會危機，例如富者與貧者之間逐漸加大的差距。政治權力以及其所意謂著，皆在名為Eupatridae（well-born，出身高貴）之流的手中，而政府的權力則劃分為三種職位，各司其責任：（1）宗教、（2）軍事以及（3）司法和一般行政。國王執政官（archon basileus），這或許是當雅典仍由國王統治時的一個殘留，仍繼續職掌古代的祭祀以及審理與該領域相關的案件；Polemarchus則統帥Ionia四部落（Geleoates, Hopletes, Argadeis及Aigikoreis）的軍隊；至於名祖執政官（archon eponymous）之職，則是世俗權力之所在。這些官職被保留給那些聲稱其血源與威望上與過去國王最為親近之貴族家庭，而這正是Eupatridae。

雅典僭主政治

……Peisistratid的僭主政權在510崩潰。儘管他們在治理上的才能以及在民眾之中的受到歡迎，僭主家族的統治者仍是違憲的；雖然他們身處市民城邦之中，每位公民被期望都能平等分享所有的資源，但僭主卻獨自握有政權，這因此不能不算是怪異的現象。可是若非斯巴達所主導的外力干預，這個政權無疑地可以持續更久。這種必須借助外力方可終結僭主之統治反而證明了僭主們的良好政府成功地包容了這個憲法史上的弔詭。……

雅典的Demokratia：Cleisthenes的民主改革

Cleisthenes所進行的改革對雅典政治生態的影響極其深遠，因為他的改革改變了權力如何分配的方式，而這整體的結果是朝更進一步的權力下放（devolution）。在他的改革之前在古風時期的市民城邦中，其政治權力組織及運作的方式，仍然不脫離豪強貴族個別率領其政治上的隨從來彼此鬥爭；這種“垂直式”的權力分佈，在Cleisthenes改革之後不復出現。在雅典這市民城邦之中，原來由四個Ionia的部落（Phyle；複數phylai）所組成，而每個部落更由若干胞族（phratry, brotherhood,在雅典共計12個）所構成，而每個胞族之下又有若干之氏族（gene）；在胞族之中有一些出身高貴以及財力雄厚的成員，無論是好或壞，控制了所屬氏族人民的生命，因為正是相同的這些人提供了政治上及軍事上的領導人物，司法審判的法官，所有宗教祭典儀式的祭司；他們可能是仁慈的保護者，但也可能是嚴酷的搾取者。這些人的權力所具有的控制被認為與這些“自然”（或假性血源）的親屬架構有直接關係。在梭倫的時代，每個部落各擁有自己的軍隊，各在其部落的領導人率領之下，而整個市民城邦的軍隊則由Polemarchus所統治；每個部落各提供100人來形成400議會，做為上訴法庭或是議程安排。但是Cleisthenes的改革將把這種企圖將權力與人口之“自然”組合相串聯的合理化，給重新改造。

（九）波斯戰爭

關於波斯

在西元前612年亞述帝國首都尼尼微（Nineveh）被Medes人及巴比倫人的聯軍攻陷，而龐大的亞述帝國被分裂為四個主要的區域：利底亞（Lydia）控制了Halys河以西的小亞細亞，並與沿岸的希臘城邦保持某種關係；埃及，在Saite王朝（663-525）之下，經歷一番的復興；新巴比倫或Chaldea帝國，控制了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之下游；Medes人則將伊朗高原上之不同部落團結起來，並將勢力廣泛地延伸到美索不達平原的上游，加上敘利亞，但主要仍以伊朗高原為其核心。波斯人在種族上與Medes有關；就其狹隘之定義而言，主要是指Zagros山脈南部山中的盆地Fars一地。從西元前第一個千紀起，這裡居住著一群伊朗高原的人，與附近之Elam人比鄰而居。在這種互動之下逐漸形成波斯的種族，而接著形成一個Anshan王國；Anshan王國充份現身於歷史舞台，乃始於Achaemenid王朝的居留士（I）大帝，在559稱王。在550時居留士打敗Medes國王Astyages，因此為波斯人爭取到Medes王的帝國；他在約547/6時征服利底亞，並於539取得巴比倫。從這一連串征服擴張之中所出現的帝國厥為波斯帝國。雖然如此，它許多的重要行政人員及軍事人員乃同時來自於波斯種族及Medes種族。因此希臘人常稱呼波斯人為Medes，而波斯戰爭為Medikon，那些親波斯之人則為Medizer。

希羅多德論戰爭發生的原因

……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希羅多德對所謂“因果關係鍊”（causal chain）的看法；他在解釋一個暴力行為時，以引用另一個之前從另一方向所犯下的暴行來解釋。因此，例如說，當Aegina對雅典在六世紀末發動“沒有宣戰”（或“沒有使者”（unheralded war））時，希羅多德將它解釋為乃一個世紀之前所發生之另一場衝突的後果（V.81.2; V.82-89）。這類的解釋無法給我們“實質”（material）的因果關係，“決定”下一波行為之發生（邏輯上所謂的material implication）；它是一種可證驗、有道理之冤屈（justificatory grievance）。這種以“可驗證之冤屈”的思考習慣經常在希臘文獻，特別是希臘人的外交行為中出現，這正如希臘著名的格言“對朋友做對朋友應做之事，對敵人做對敵人應做之事”所顯示。這在希羅多德之中相當明顯。

二次波斯戰爭

大流士的“歐洲計劃”，當它沿著海路進行時，被證明是失敗的。這可以理解，因為選擇海路意謂著大王無法派遣更多的部隊，而且戰略目標會變得相當有限，而任何城邦若向波斯稱臣的話，它們無法被充分利用，有利波斯。另一個選項則是沿著愛琴海的北岸，而這條路線Mardonius在492年時曾嘗試過，但卻遇到天災而不果。如果大流士在此時有打算再度使用這條路線的話，那恐怕必須暫停一下，因為埃及在486年發生叛變，而這個富庶但具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地方，對波斯大王來說其重要性遠超過希臘本土；我們切不可受到希羅多德他那以希臘為中心（Hellenocentrism）之觀點，或甚至以雅典為中心（Athenocentrism）之觀點的誘惑，而忘記這基本事實，儘管希羅多德亦常被指控為“親野蠻人”（phil-barbarian）。可是大流士歿於486，由其子Xerxes繼任；他在次年收復埃及，並成功震壓一些小規模的反叛。正是這位波斯大王，即將進行第二次波斯戰爭。

Salamis島戰役

事實上我們甚難從接下來的發展中察覺希臘的領導人是否為戰爭的下一步有任何完善的規劃。Thermopylae-Artemisium防線的崩潰，似乎讓他們都大為震驚，因為希臘聯盟仍然還在連絡East Lokris及Phokis再增援Leonidas，而同時之間他們也繼續動員部隊趕往戰場。這兩者都沒抵達，因為波斯人突破得太過迅速，而這導致在Salamis的海戰。然而這絕非意謂希臘的戰略制定人原先已預期下一筆戰場將發生於該處。意見其實相當地分歧，而婆羅奔尼撒人在聽聞Leonidas的陣亡時，已經決心防守哥林斯地峽來做為第二條防線，並同時以薩羅尼加（Saronica）灣以及哥林斯灣做為海戰的決戰之所，進行另一次的海陸協同作戰。但是哥林斯地峽地形決不若Thermopylae險要，因為龐大的波斯艦隊很容易便繞過地峽，由後方攻擊。除此之外，以地峽做為防線還意謂著要完全放棄亞提卡，Megara以及Aegina，而這特別令雅典不滿。最後一點，但切不可忽視的是阿戈斯，這個波斯的暗樁，正在地峽防線之後，隨時伺機而動。

波斯戰爭之相關史料

（A）當在馬拉松戰爭的消息傳達到Hystaspes之子大流士的耳中，他對此更加地不悅─他已經因為Sardis的攻擊而對雅典人極為憤怒─，而現在則是更加決心要對希臘進行一場遠征。所以他馬上遣送使者巡迴各城，並下令準備遠征，命令每個人都要交出一支較之前還要強大的武力，無論是船隻或是騎兵，以及更大量的食物補給及交通運輸的提供。為此整個亞洲被翻騰了達三年之久，因為所有最好的人員及裝備都被聚集起來，來遠征希臘。但是在第四年的時候，已經受到Cambyses奴役的埃及人，起義叛亂，脫離波斯；對此，大流士變得益發地熱切去進軍，來對付這兩個敵人。